亓官先生鄉野傳言

兩國論的根源來自日本

明治維新使日本快速發展，為日後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打下不可逆的現代化基礎，因而被認為是日本近代化的起點。

明治維新後日本在極短期內就強大起來。福澤諭吉鼓吹日本現代化之後要脫亞入歐，西方帝國主義思想，很快就占領日本知識界。

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國力羸弱的中國發動各式各樣的諜報活動，由日本政府、軍方、半官半商機構和民間團體在華進行多管道滲透工作。

近代日本侵華諜報史上有所謂“三大特務魁首”，他們是被稱為“第一個中國通”的青木宣純(一八五九—一九二四)、“竹機關”負責人土肥原賢二(一八八三—一九四八)、“梅機關”主腦影佐禎昭(一八九三—一九四八)。

青木對中國的滲透、諜網布建、拉攏親日派，以及深入瞭解中國文化、社會、歷史、政治、語言等能力，被日後日本在華特務首腦奉為金科玉律。青木不僅負責刺探中國情報，亦搜集俄國在華活動情報。

日俄戰爭中大日本帝國的勝利，使日本在東北亞取得軍事優勢，並取得在朝鮮、東北駐軍的權利，整個東北亞成為日本關東軍的大本營。

日本人愈深入瞭解中國，愈發現中國不好管理，把中國分成小塊的思考逐漸浮出，如專門研究“現代中國學”的中島嶺雄曾狂妄地提出把中國分成十二塊; 司馬遼太郎說: 國家有適當的尺寸大小,……只靠北京一個政府, 要控制比全歐洲還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宮崎正弘也津津樂道“中國的大分裂”, 稱中國90年代後將分裂成16個小國, 演變為一個聯邦。而中西輝政最近則公開叫囂,“自秦始皇以降延續兩千年的中華帝國氣數已盡”,“中華帝國必將滅亡”。

肢解、分裂中國的起始點，是日本關東軍扶植溥儀成立滿洲國開始，接著宣布華北五省獨立，並由殷汝耕擔任政府首腦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7月，日軍相繼攻陷北平、天津，在日軍指令下，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40年3月30日，日本扶植汪記中華民國政權在南京成立。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後, 臺灣曾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之久,

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極右派對臺灣在二戰後回到祖國始終耿耿於懷, 至今也沒放棄“臺灣歸屬未定論”。他們認為統一的中國, 將是對日本的“威脅”。日本右翼勢力公開鼓吹肢解、分裂中國。

1999年5月19日, 岩里正男在日文版《臺灣的主張》一書中提出了分裂祖國的“七塊論”, 可能是從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那裡得到的最佳“靈感”。 7月9日, 岩里正男又在外國記者訪談時提出分裂祖國的“兩國論”, 其根源也來自日本。在與司馬遼太郎談話時, 他說“生為臺灣人的悲哀”,“中國”、“中華”、“中國人”這些詞含混不清:“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 臺灣是“無主之國”;臺灣學生學習中國歷史毫無用處。兩岸統一是“奇怪的夢”。為了達到分裂祖國的目的, 岩里正男大肆美化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血腥統治期的“武功”,說什麽“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要“用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岩里正男雖然只有一半的日本血統，對日本的認同，卻遠超過百分之百純種的日本人，日本在台灣加強殖民統治，極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的成功，即由此可見一斑。在日據結束五十年後，岩里正男的親日媚日言行，就是其所結最碩大的果實。

    半個日本人岩里正男還勸日本人不要因曾對台灣進行過殖民統治，而“表現得很敏感和困惑”，1995年他對專門研究“現代中國學”的中島嶺雄說：“村山首相為何要對50年前的戰爭之類的事情道歉呢？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

    這種缺心少肝，毫無人性的態度，反映岩里正男的皇民思想已經是其天然成份，無人可以取走，無人可以改變。

「脫亞入歐」是日本知識界引為驕傲的口號

    老一輩台灣人接受過日本教育，接觸過傳統日本人，對日本人有一個評語，叫做有禮無體。

    有禮無體涵義無窮，意味著，日本人表面上鞠躬哈腰，對人都很有禮貌，實際上在關起門來的地方放浪形骸，卻是百無禁忌，有禮的外表卻不具禮的本質，就像給野獸穿上禮服，也改不了嗜人的本性。

明治維新（日語：明治維新／めいじいしん ^{Meiji Ishin ?}）是指日本在1860年代到1880年代間，以維新志士所建新政府為核心的民族統一主義與西化改革運動。在當時這一改革運動被稱為御一新或一新，後世則將這場明治天皇時期的社會改革稱之為「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期間，由「薩長土肥」藩士成立的新政權在戊辰戰爭中消滅德川幕府和反抗者，推行版籍奉還，結束長達600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建立日本近世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政治上，他們透過推行天皇親政和議會政治（合議），力圖建立仿效西方三權分立的新式政府，以求躋身西方列強之林；經濟上則推動財政統一，穩定幕府後期嚴重負債的國家財政，並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推進國家的工業化；並在社會上提倡「文明開化」，大力發展教育；外交上，除了推動廢除與列強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外，日本開始積極開發蝦夷地，並入侵琉球，展現出擴張主義的姿態，並為日後實現日韓合併積極鋪路。

明治維新在日本近代史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它使日本建立起穩固的中央政府和新的社會體系，以藩閥和大資本家取代過去武士階級的統治。

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 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東京學士會院首任院長、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創辦人、主張脫亞論。

「脫亞入歐」從此成為日本知識界引為驕傲的口號。

福澤諭吉終生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他在《時事新報》發表其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提倡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敗原則，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清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堅定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干明。

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南、北韓）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種族歧視的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也有不少人表示質疑。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通過出資購買武器來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之後，這年12月7日，有日本“文明之父”之稱的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文章說：“亞細亞洲要同心協力抵抗西洋人的侵略，必須推舉一個首領來做盟主……這個東亞的首魁盟主非我日本莫屬。”

1894年發生清日甲午戰爭，福澤諭吉聽到日軍大勝的消息，竟然

興奮到流下淚來。

最近兩年多來，中國和日本因釣魚台問題劍拔弩張，除了軍事尚未直接對峙外，從外交、海上執法到媒體宣傳的所有戰線都是火力全開。釣魚台是中日互相仇視的冰山一角，表面上是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法上的認定，乃至油源爭奪，深層次則是文化出了問題，尤以日本對自己和史觀上的認知出了嚴重偏差。

 曾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已故國民黨大老張群，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民族性與文化了解甚深。他曾說，日本雖然漢化，但僅止於「有禮無體」。日本的禮數眾所周知，簡單的喝茶到了日本可以變成茶道，文化表現非常精緻而細膩，但對歷史觀缺乏「大是大非」，此之謂「無體」。

 一部血淚斑斑的侵略史，日本政府到現在都不敢面對，南京大屠殺竟然有官員矢口否認，慰安婦的道歉、賠償就更不用說了。難怪翁山蘇姬直批日本，「任何人都可能犯錯，但不肯承認犯錯才是重大錯誤。」這和西德前總理布朗德1970年到華沙跪在猶太人紀念碑前認錯懺悔，所展現一個民族起碼的反省有著天壤之別。相信歐洲人不擔心納粹再起，亞洲人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甦就很難放心。

德國以法律禁止所有關於納粹的崇拜，對納粹的「卐」字標誌嚴格限制，僅許作為教育使用，以史為鑑。日本則很不一樣，二戰的甲級戰犯牌位能進入靖國神社，這當然與日本天皇1945年的《終戰詔書》有關，不說投降，而說終戰，並表揚戰死的官兵為「忠志之士」，而不論這種忠志對其他民族造成的傷害，其殘酷暴虐違反人類最低的人道標準，一個違反人性任意殺戮的命令，凡有天良的軍人可以不從，違者受國際制裁，這是普世價值，否則軍隊無異於殺人機器。

 武士道精神最能體現日本軍人的忠勇。明治天皇之前，武士道精神只存於武士階級，當明治天皇清除日本「最後一個武士」的代表人物西鄉隆盛之後，武士精神走下聖壇，從一個階級普及於大眾，這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基礎，所有人可像武士般地向天皇效忠，為天皇而死的人與凡人不同，可入靖國神社供人敬奉。此前只有武士有資格奉入神社。

 每一個政權都愛忠勇之士，唯有恕道，其勇才是大勇，唯有知恥近乎勇，才能下跪懺悔，也才能保證永不再犯。日本政府及領導人缺了這一點恕道，可能暫時成就自己，卻傷及周遭，倒頭來還得承受歷史的審判。

日本政治由左向右轉

二戰結束，人類用血的代價戰勝了德日意法西斯，中國人以3500多萬人命的慘重犧牲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成為正義戰勝邪惡的國際法定讞文。然而，總有一部分右翼勢力是心有不甘的，對戰敗的結果是不服的。受政治體制與國際局勢的制約，過去60多年間，日本社會對歷史問題的認知總體上是迴避多於正視，不肯作徹底反省，歷史認識問題成為日本與鄰國關係中的“絆腳石”。

　　冷戰之後，在長期揮之不去的泡沫經濟的陰影之下，日本政治趨於保守，政壇上迴避戰爭責任、以鄰為壑、惡言面對亞洲鄰國的動向十分明顯。其“遠交近攻”“脫亞入美”的戰略取向使日本在亞洲失去了朋友，陷於孤立而不能自拔。特別是它在國際上綢繆聯合國“入常”、想成為政治大國的抱負屢屢受挫，國內朝野惡鬥，一年換一個首相，再加上“311”地震這等煩心事，當局很容易被貌似神勇、實則愚莽的右翼勢力引入歧途。釣魚島問題的突顯，實際上就是日本當局被中日關係中那些負能量綁架的結果，是其戰略方向失控的鋌而走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