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官先生鄉野傳言

紫薇行者平師剖析法輪功及評價李洪志
( 平師在2月1日在紫薇正氣中心1小時演講之精華 )

只要死守在台灣，就能創造
出人生的非凡價值

紫薇行者平師剖析蔡英文今年運勢

( 平師在1月22日中國庶民黨籌備會三小時演講之精華 )

蔡英文在美國、中共、日本聯合支持之下，逆天而行，偷得大位，她以為她520做得上，坐得穩嗎?

蔡英文的運勢已經走到頂了，等到2月4日之後，氣場潰散，蔡英文會苦不堪言，今年大選的作票規模之大，令人咋舌，韓國瑜被拉下250萬票，蔡英文被提高250萬票，一進一出之間，有500萬票的規模，但是蔡英文在美國爸爸川普授權之下，鐵了心一定要連任，因為台灣對美國的利益太重要了，什麼臉都不要了，這些完全是電腦程式上操作出來的結果，我們有細心的群友注意到蔡韓的票數比例以1.45比1到1.54比1的相對領先率，一路跳一路領先到底，但是在開票時間16:29:56秒到16:30:28秒，數字從31萬比30萬跳到86萬比31萬，短短32秒之間，變成2.54比1的相對領先率，這可不是手民誤植哦，這是電腦作手按鍵太順利，把後面頁數提前按出來的結果，九大媒體同時出錯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中選會事前已經宣布，媒體不能自報數字，所以這些數據都是中選會放出來的，所以李進勇中選會是自曝其短，欲蓋彌彰。這些明顯的作票證據，我會在美國出兩本書，中英文各一本，交給川普的對頭CNN和民主黨的伊莉莎白，目前民調最高的民主黨初選候選人，她們可不會同意川普以作弊的方法毀掉台灣已經走了60年的民主，台灣的民主作成一個典範，不僅是台灣人的光榮，也是大陸14億人的希望所繫，人人心嚮往之，這些都被毀掉了，川普的作法，讓美國失去道德制高點，美國如果用霸道處理世界事務，自己變成大壞蛋，還有臉罵共產黨嗎 ?

蔡英文可恥的、骯髒的勝利有多少人知情 ? 全國17500個投開票所，每個投開票所要安排4、5位自己人，對作票內情暸解的人，不下7、8萬人，這些人喝醉酒炫耀，或睡夢中夢話總會透出一點口風，這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我們就是要鼓勵這些內部的人窩裡反，舉出證據因而破案者，得2000萬獎金，這個錢不是我出的，紐約有人出1000萬，洛杉磯有人出1000萬，在國外付款也可以，你們內部的聰明人，拿著這個廣告，向蔡英文要50億、100億，她會給你的，因為

她絕對不能輸，她背後牽涉幾兆的利益，50億、100億不算什麼。

3月23日之後，蔡英文會露出敗象，因為邀功的、討賞的紛紛出現，讓她煩不勝煩，一直進行到4月20日，她會崩潰，因為她的枕邊人同性密友張祥慧，也要求一個正式名份，現在同婚法已經通過，為何還要再拖，趕快陪我去登記!

所以各位韓粉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到5月20日就職前，時間還很長，蔡英文現在每天都在發抖，擔心何時會「迸坑」(台語) ，凡是靠作弊連任者不會有好下場，陳水扁就是現世報的好例子 !

 


 

民主建國軍呂出老前輩

記者:張靜

今年的5月20日是西安解放60週年紀念日，有很多很多的人，為西安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中，有我們熟悉甚至熟知的人；然而，也有些人，我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知道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是隱蔽戰線的工作者，職業的特殊性質，讓他們一直無法生活在陽光下。但是，歷史應該銘記，所有的西安人民更不應該忘記。“共和國的無名英雄”這幾個字就是他們的名字。
　　也許是偶然，也許是歷史的必然，在新中國60華誕之際，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影視作品，不約而同開始關注這群特殊的群體——隱蔽戰線的地下工作者。當麥家的小說《暗算》摘取茅盾文學獎後，人們對他們充滿了好奇；當電視劇《潛伏》火爆熒屏後，人們對他們充滿了敬意。本文的主人公叫呂出，有人說他是西安的余則成，但他和余則成又不太一樣，因為他和他的情報小組，用胡宗南部隊的三部電臺同延安方面聯絡，這在整個世界情報史上都是令人驚訝的。正是通過這三部電臺，當胡宗南的命令還沒有下達到他的軍長手裏時，那些命令已經到了彭德懷、習仲勳等西北野戰軍領導人的手裏……幸運的是，在西安解放60週年之際，這位見證參與了這座古城解放的老人依然健在，雖然已過耄耋之年，不過身體健康，精神矍鑠。今年五一前夕，記者特意趕到老人如今生活的烏魯木齊市採訪他，令記者意外的是，老人的思維異常清晰，談起話來條分縷析，邏輯嚴密，很多涉及保密工作的內容只是一語帶過，壓根兒沒有給記者深問的機會，其縝密的思維令記者不敢相信面前這位老人已有83歲。
　　　　沒有被漂“白”之前
　　　　他先被染“紅”了
　　1926年，呂出出生在陜西華縣農村一個普通的家庭，那時他的名字還叫呂重山。老天沒有特別眷顧這個普通的農家孩子，因為家境貧寒，讀完小學他就輟學了，15歲的他不得不早早外出“打工”以減輕父母的負擔。當聽說駐守在潼關前線的抗日守軍胡宗南第一軍徵召童子軍時，他毫不猶豫地報名應徵了。只是他沒想到，這一去開啟了他傳奇的一生。
　　胡宗南坐鎮大西北後，深感通訊系統是他數十萬軍隊的中樞神經和命脈，於是把這最重要的命脈交給了他的心腹王微。王微為了讓未來的胡軍通訊官絕對忠誠，特意挑選了一批不諳世事的娃娃進行培訓，呂出就“幸運”地成為在西安的黃埔軍校第七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第二期的學生。從訓練班畢業，他成為胡宗南總部通訊營電臺的報務員，每天負責抄譯新華社電訊稿。回首那段日子，呂出感慨頗深：“畢竟參軍時自己還只是個15歲的娃娃，沒有什麼判斷力，為了生活加入了胡宗南的部隊；但國民黨的部隊還沒把我漂‘白’之前，看了那麼多新華社的電訊稿，忽然覺得很多事情延安那邊似乎更有道理，當時的我沒有太高的政治覺悟，但這些電訊稿無疑對我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現在回想起來，就是沒有漂‘白’之前，我先被染‘紅’了。”
　　　　十九歲陜西小夥
　　　　領導了一場“罷工運動”
　　如果沒有1945年那場“罷工運動”，也許就沒有後來的故事，呂出可能會繼續當著他的報務員、電臺臺長，甚至會成為胡宗南身邊的高級軍官。不過歷史不容假設，那場“罷工運動”終究還是發生了——
　　1945年，時值抗日戰爭即將結束，日本的投降指日可待，國統區裏戰爭狀態下被壓抑得人性的貪婪開始萌動了。呂出所在的通訊營裏，大小官吏貪污成風，更過分的是剋扣報務員的夜餐費和伙食費，都是十八九的大小夥子，正是“吃死老子”的年齡，眼看著桌上的伙食越來越差，肚裏的油水越來越少，而那些當官的卻一個個缽滿盆滿，腦滿腸肥。報務員們憤怒了！
　　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們決定進行一場“集體罷工”，領頭人就是呂出。這個從華縣走出來的農家小夥子有著陜西人特有的耿直，卻頗有心計，腦子靈活，主意也多。在他的協調組織下，通訊營的十幾個電臺串聯了起來。他們不是明著罷工，只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幾天下來，電報就累積了一大摞，他們以“機器故障 ”等為藉口就是把電報不發出去，胡宗南綏靖公署的十幾部電臺幾乎癱瘓。這下，那些頭頭腦腦們急了，如果上面追查下來，他們可罪責不輕。出於自保，營長們退了一步，不再剋扣他們的夜餐費和伙食費。
　　畢竟還是太年輕，就在他們歡慶自己的勝利時，參與“罷工”的報務員先後被調離了本職崗位，有的還被調到了邊遠地區，也有風聲傳出：“擒賊先擒王，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呂出，營長說了，要殺雞儆猴。”呂出忽然意識到，這場“罷工”看似他們贏了，其實他們輸了，“也是無奈，我只能開了小差。聽說我逃跑後，營裏還在軍區發了通緝令。”
　　兵荒馬亂的年代，到處都在徵兵，離開了胡宗南的部隊，憑著自己掌握的通訊技術，呂出很容易就加盟了曾任馮玉祥貼身警衛的愛國將軍高樹勳的部隊，並當上了無線電排的上尉排長。往後的故事不用贅述，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高樹勳將軍被譽為“起義第一將軍”，1945年10月，高將軍率領兩萬餘官兵脫離了國民黨陣營，這其中也包括呂出。
　　　　是保衛部長選擇了他
　　　　還是歷史選擇了他？
　　從國民黨陣營中的小兵變成了民主建國軍(高樹勳起義部隊改稱民主建國軍)的一員，呂出感到自己這才找準了方向。是金子總會閃光，是錐子總會冒尖，很快呂出就被送到晉冀魯豫軍政大學學習，在那裏他接受了全新的革命洗禮。
　　然而在軍大的學習即將結束時，呂出忽然遭遇了一場“危機”——從老師到同學很多人找他談話，言辭近乎刻薄，而且都拿他曾在國民黨軍隊中做事作文章。“你說當時他們讓你去上通訊班，國民黨部隊怎麼可能那麼好，還送你讀書？”呂出暗自思忖，和根正苗紅的同學們比起來，他的歷史可能有些問題。
　　不過就在這輪密集式的“轟炸”過後，同學們都分配了工作，呂出卻遲遲沒有動靜，為什麼？難道還是因為自己那段歷史？一天傍晚，同學通知呂出軍大保衛部長盛北光約他談話，還讓他帶上被褥。自己和保衛部長從未打過交道，為什麼要找他談話？談話為什麼還要帶被褥？帶著這些疑問，呂出懷著惴惴的心情去見盛北光。
　　一頓有紅燒肉的豐盛晚餐後，盛北光開誠佈公：“解放戰爭現在已經進入戰略轉移階段，情報工作越來越重要，我們需要自己人深入到敵人內部，確切地說，我們希望你能回西安去，因為那是西北的門戶。你的知識面比較寬，又有能力，應該能聽懂我的意思吧？”盛北光直截了當，呂出也直接：“前段時間同學們總找我談話，言辭刻薄，是不是你的意思？”盛北光一下笑了：“那是為了考驗你的意志力和應變能力。此行實在凶險，我不知道你能否成功進入國統區，說白了，我們就像撒種子一樣，能不能生長就看你自己了。”看到呂出點頭，盛北光給呂出留下了一個河北薊縣的通信地址、一張解放區的通行證，還有點錢。連宿舍都沒回，呂出就隻身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漫漫長路。
　　　　他像一把利劍
　　　　插入了胡宗南的“咽喉”
　　一個星期後，呂出就從河北薊縣來到了豫北滑縣一個叫衛河的渡口，剛到衛河南岸的國統區，就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然而，呂出的目的不是隨便進個國民黨的部隊，他要回西安去。說來也巧，他在這裡碰到了當年在通訊訓練班的校友，借著這位校友的幫助，呂出聯繫上了當年的同學陳道華，而陳道華的叔叔陳志力就是胡宗南總部通四團的少將團長，而他居然就在離自己不遠的鄭州。還在西安時，陳志力就曾跟自己的侄子稱讚過呂出“很聰明，將來一定會有出息”，而“罷工事件”中，呂出又和陳道華結下了戰友情誼。老天也給呂出打開了方便之門，在陳志力的關照下，呂出在其手下當了一名中尉報務員。
　　因為整編，又有陳氏叔侄的關照，呂出回到了西安，還做他的老本行——在綏靖公署電臺擔任一名報務員，這時的呂出已不是當年那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了，而是中尉，加之陳志力的特別關照，所以很從容地進入了胡宗南的要害部門擔任機要工作。呂出告訴記者：“別人可能用幾年才能做成的事情，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不過有過去關係好的同學懷疑地問我‘我猜你這次回來即使不是紅色的，至少也是粉紅色的？’我笑笑，沒有回答。同學們也很聰明，沒有深究。後來，我發現有幾個同學在我面前絲毫不掩飾他們對‘敵人’共產黨的好感，我就跟他們交待了底細，把他們發展成了我的同志，成立了情報小組，我們小組的同志包括薛浩然、徐學章、李福泳、王冠洲和紀義。”
　　呂出情報小組成立後，仿佛一柄利劍直插胡宗南的“咽喉”，報務員手下掌握有多少情報，這是不用懷疑的。原本通信員、譯電員和情報員是互不往來的，但因為都是王微的學生，這種同學關係給呂出帶來了很大方便，“可以說有線電、無線電同仁都是我的朋友，在獵取情報方面，還是比較容易並且安全的。”但令他痛苦的是，到達西安3個月的時間中，他先後給盛北光發了三封平安信，卻如石沉大海，始終沒有回音。“後來才想到，盛北光可能已隨劉鄧大軍轉移到大別山地區了，我和解放區徹底失去了聯繫。”
　　在這期間，著名的王石堅電臺——這一共產黨在國統區的重要密秘電臺遭到了破壞，130多名情報人員被捕；隨後的1948年4月在陜西爆發的西府戰役中，由於對敵情了解不夠，解放軍作戰失利；同年六七月的荔北戰役，解放軍的失利也同樣吃虧在情報不靈上。呂出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必須儘快把情報傳遞出去，這已刻不容緩！
　　　　冒死闖過國統區
　　　　天才發明“CQQ”
　　聯繫不上解放區，怎麼辦？呂出想到了離西安不遠的韓城此時已是解放區，別無出路之下，他們只能冒險前往。呂出和情報小組成員薛浩然及薛浩然的一個同學一起，3個人打扮成回家探親的小學教員潛奔韓城。又是一次偉大的巧合，晉綏公安總局駐陜情報站在一次例行檢查時，發現了這三位從國統區來的年輕人。呂出直言：“我要見你們領導，我有重要的情報要傳遞。”呂出清晰地記得，這是1948年的11月。
　　相信他們還是不相信我們，工作人員不敢馬虎，把呂出和薛浩然帶到了情報站站長秦博的面前。呂出沒有自報家門，沒有講自己的身份，只是伏案奮筆疾書，將胡宗南部隊當前的序列、火力配置、主官姓名、軍事部署、戰略意圖等寫了下來，足有幾十張。這“熱騰騰”的情報讓秦博震驚了，“這不是一般的送貨上門，這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東西啊！因為我們從國統區來，他們心裏沒底；說實話，我心裏也沒底，雖然傳遞了情報，但我沒有暴露身份，正是問廟不問神，傳遞了情報就行。”
　　呂出的情報被送到臨汾後，整個晉綏公安局都震動了，指示秦博一定要和呂出情報小組建立起長期聯繫，他們約定的接頭暗號是“你舅舅問你要錢”。而呂出返回西安後，“舅舅”先後4次找他們要了“錢”。隨著形勢的發展，呂出向黨組織申請啟用電臺聯絡，得到批准後，從1949年2月起，呂出情報小組用胡宗南部隊的三部電臺同解放區聯絡，很多情報甚至直接送到了彭德懷、習仲勳等西北戰場領導同志的手裏。

　　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呂出情報小組與延安電臺的聯絡卻從未暴露，這得益於他們的天才發明“CQQ”。原來在無線電通信中，有一個國際通用術語，稱“呼叫網內各臺”，其符號是“CQ”。呂出情報小組在與延安電臺聯絡時，呼號、波長均採用敵軍規定使用的呼號和波長，只是在呼叫“CQ”時增加一個Q為“CQQ”，即表示自己的同志上機，在通常情況下監聽者完全聽不出“CQQ”和“CQ”的區別，這一天才的創舉保證了呂出和延安的通訊安全。解放後，有隱蔽戰線的老同志這樣讚嘆：“用對手的三部電臺同時傳遞情報，這在世界情報史上都是令人無法相信的。”
　　　　胡宗南要棄守西安
　　　　彭老總知道得比胡部下還早
　　1949年4月下旬太原解放，胡宗南的東邊已經沒有屏障了，擺在胡宗南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要麼戰，要麼退。呂出情報小組忽然得到消息，說胡宗南打算放棄西安，轉而進川。這個消息著實讓呂出吃了一驚，因為西北野戰軍一直在做著攻佔西安的準備，包括讓他們蒐集了西安城區圖、西安城防工事圖、西安一些重要人員的住宅電話……這邊要攻，胡宗南那邊似乎又要跑，如果胡宗南真的放棄西安，西北野戰軍的戰略方針和部署就要做重大調整。如果胡不進川，會不會同解放軍進行殊死搏鬥呢？消息必須準確。
　　5月8日，胡宗南召集其核心機構開會，情報小組成員李福泳敏感地意識到，這可能是為南逃而商討的會議。於是給當時駐紮在三原的呂出發了密電，呂出立刻趕回了西安。在通濟坊的燈紅酒綠之所找到了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唐西園，裝做漫不經心地詢問胡的計劃，唐西園意味深長地對呂出說：“蔣總統還有個後方是台灣，胡先生的後方在哪？”一句話，已經足夠了，5月12日呂出給延安方面發送了電報“胡決定，南逃川滇 ”，短短七個字，已經說明瞭一切。“聽說彭老總拿到胡宗南的撤退命令比國民黨的軍長、師長還早。”如今說起這些，呂出依然有些驕傲。
　　　　歷史應當銘記
　　　　他們為扶眉戰役做出的貢獻
　　胡宗南放棄西安後，還沒有撤退到四川，甚至大部隊尚未到達漢中，就接到了蔣介石的指示，要他同青海馬步芳、寧夏馬鴻逵一起把西安收回來。其實胡宗南並不戀戰，而是在為自己退守四川做著準備，但蔣介石的命令不可違背，只能命令裴昌會兵團與馬家軍聯合行動準備反攻西安。這兩家聯手，聯繫的方式也是通過電臺，通信營長指定呂出負責聯絡。起初，他有意無意地將胡宗南無心戀戰保存實力的想法透露給馬家軍，隨後他又故意找機會與“馬臺”報務員吵架，氣得“馬臺”報務員不再露面，這正中呂出下懷。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彭德懷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與胡馬聯軍打響了著名的“扶眉戰役 ”，完全解放了關中。此役一舉殲滅胡宗南部4個軍6個師和另外6個團共4.3萬人，再次解放了寶雞，為解放大西北和進軍大西南奠定了堅實基礎。人們不知道的是，呂出情報小組也為這場戰役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戰役打響之前，呂出就提前向延安電臺逐日報告了胡馬聯軍防禦最薄弱的地方——結合部的佈防情況。戰役打響後，呂出情報小組所控電臺有意拖後兩至四個小時傳達胡宗南及裴昌會兵團向各軍師下達的作戰命令，卻將作戰命令的電文內容提前發給了延安電臺。西北野戰軍以一個軍的兵力，從胡馬聯軍結合部穿插迂迴到敵軍背後突然發起全線總攻，胡宗南兩天時間損失了4個軍，真正是兵敗如山倒。而此時再聯繫“馬臺”，卻始終都聯繫不上，這一方面是因為呂出情報小組故意干擾電波，讓馬家軍無法趕來支援；另一方面“馬臺”的報務員餘怒未消。“扶眉戰役”裴昌會兵團慘敗，呂出他們沒有想到，自己傳遞的情報其實已經發揮了作用。
　　“扶眉戰役”後一個月的時間，呂出情報小組中4名成員(包括呂出)接到了密電，中國共產黨組織正式接納他們為中共黨員，譯出電報內容後，4人欣喜若狂，覆電時，他們寫下了誓言：用生命來保證完成任務。事實上，他們也做到了，“扶眉戰役”後，呂出情報小組繼續跟隨裴昌會兵團轉戰，直到1949年12月，裴昌會兵團在四川起義，他們才停止了情報發送，回到組織懷抱。
　　建國後，呂出曾在西安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他主動請纓調往新疆，如今老人已退休，兒女常年在國外，老伴和一位姓馮的“忘年交”一起照顧著他的身體。馮先生告訴記者，老人在新疆工作期間，在安全情報工作中也曾立下功勞，也許是因為遵守制度，老人不願提及這段往事。
　　　　採訪後記
　　周總理曾說過：“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他高度評價過解放軍的情報工作人員。呂出就是這樣深潛在敵營的解放軍情報人員。
　　在新疆採訪3天，近距離接觸呂出3天，看著這位身材瘦小的老人，我常會感慨：這樣瘦弱的身板如何撐得住地下工作那麼大的壓力？《暗算》摘取了“茅獎”，《潛伏》火遍了全國，會不會有一天有位導演拍一部戲，劇中的主人公就是呂出？後來，我為自己的想法笑了，這位已屆耄耋之年的老人也許真的不在乎這些，能親眼看到西安解放60週年，也許對老人來說，這已是最大的安慰。有次看到我擺弄手機，老人說：“我們搞電臺的，做夢都沒想到，通訊居然發達到這般，打個電話啥都解決了！”話語中，有些感慨，也有些期待……

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陳明忠
2005年在國民黨
一、引發「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根本原因是「內戰」而非「台獨」。
　　「二二八事件」雖是執政者執政失敗所引發「官逼民反」的“偶發”事件，卻由於國共內戰而「擴大化」了。
　　發生「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國軍在大陸地區內戰需要軍糧，使台灣島內發生嚴重的缺米現象，造成民心不安和恐慌。第二，由於內戰，國民政府無力著手恢復島內生產力，因此也無法解決青年就業，尤其是從海外回台的原台籍軍人、軍伕的就業問題，使得他們成為島內動亂的主要力量。
　　而「白色恐怖」的起因，則是在內戰中失利因而遷台的國民黨政權，為鞏固「反攻基地」，而在台灣執行「肅清異己」的行為。
　　因此，是國共內戰導致國民政府來台執政失敗，在1947年2月28日引發了偶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1949年正式遷台後，進一步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即使如此，當時「台灣獨立」還是極罕見的主張。
二、分析「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歷史被扭曲為“台獨受難者”的原因
　　1. 事實的混淆與感情的記憶──有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兩事件的死亡人數。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受難者中，許多是「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由於兩個事件時間上相當接近，包括受難者家屬在內，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兩事件的差異，因而混淆將多數「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也認定是「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
　　實際上，根據中研院的調查，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者應少於一千人。而根據『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傅建中在一篇文章裡，引述來自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的資訊，在1949～54年「白色恐怖」肅清異己行動最熾烈的時期，被捕的受難者高達三萬多人，其中15％、約4500人遭判處死刑，也因為「白色恐怖」最熾烈的時間在1950年代前後，如今外界因而稱該段時期受難者為「50年代受難者」。
　　由於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其中的差異，並因親友受害或恐懼、憎惡等因素，兩事件的受難者、犧牲者人數因此被誇大到外傳的「死亡數十萬人」。雖然此一說法不正確，但也反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兩事件對人民心理造成的嚴重影響。
　　2.「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是鼓吹台獨運動者為政治目的所做的歷史扭曲。
　　國共內戰是國共雙方的生死鬥爭，當時國共雙方雖相互對立，但社會主義在台灣光復初期的1947年是相當興盛的思想，倡導社會主義的書籍在台灣也相當流通，並無接觸者就是“共匪”的概念，也因此在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政府失望、憎恨的台灣人民，尤其是知識青年、大專學生，自然而然會轉向靠攏共產黨，形成由認同「白色祖國（國民政府）」轉而認同「紅色祖國（指共產黨政府）」的現象。
　　此趨勢展現在具體的社會運動上，即是當年造成極大轟動的「麥浪歌咏隊」與「鄉土藝術團」的出現，這些由大專學生、知識青年所組成的社運藝術團體，在台灣全島巡迴表演，同時倡導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了相當的宣導效果，可是也觸怒了國民政府，於1949年引發了所謂「四‧六事件」，因此「四‧六事件」也可以稱作是「白色恐怖」的開端。
　　「四‧六事件」反映的是國民政府正式遷台前，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組織在台發展的狀況，也顯示「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其實是「左派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抬頭與壯大，而不是「台獨運動」的萌芽；只是國民政府在「四‧六事件」後展開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行動，以及台灣歷史教育上刻意省略了對內戰前後台灣島內實情的記錄，讓這段歷史遭到淹沒。
　　
　　 也因為缺乏真實歷史的記錄，在台獨運動於7、80 年代興起後，倡議台獨者才有機會選定對台灣人民感情有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並將之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以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死刑判決書是勇者的 勳章
2011年7月15日，在臺灣解嚴二十四周年紀念日，擔任總統的馬英九代表台灣當局歸還了本屬於黃家的黃溫恭家書；拿著總統馬英九頒發的回復名譽證書，63歲的黃大一對證書裡父親名字黃溫恭，雖然熟悉卻印象不多，因為黃溫恭在1953年5月20號遭到槍決，而當時的黃大一只有5歲。當年黃溫恭，是留日牙醫，但1952年9月被以判亂和加入匪黨為由，求刑15年，但這張判決書在蔣介石大筆一揮下，改判死刑。外孫女張旖容2007年在蔣介石特展中，意外發現了判決書，開始向國家檔案局爭取歸還。沒想到，判決書中還夾帶五封遺書，是黃溫恭寫給妻子和2個女兒，及大兒子黃大一的，黃家人更從來不知道，有這些遺書的存在。58年又2個月過去了，這些寫著對家人的愛和即將永別心情的字裡行間，卻被政府和其他公文一起歸檔，如今才回到黃家人手上。
    戒嚴時期在白色恐怖統治下而遭槍決的政治受難者，目前初步統計名單約有2千多人，但黃家人相信數量一定更多，而且在解嚴前，黃家人的生活也因為黃溫恭，被調查單位"特別"關切，兒子要出國留學，女兒結婚搬家，都受到嚴密監視。
    張旖容翻著花了3年多時間，才拿到的外公黃溫恭檔案，裡頭公文書洋洋灑灑，還有槍決後財產沒收清單，這些被陳封的政治受難者檔案，是反應歷史對錯最直接的證據。張旖容說，政府面對蔣介石，"功過"都不能迴避。
    在黃溫恭的遺書中還寫著，我的死屍不用領，捐給台大醫院供解剖實習，更有意義，但這個遺願並未實現。黃家人說，一張回復名譽證書，抵不過加害者真正的認錯和道歉，而屬於受難家屬的東西，政府有責任清償歸還，這是屬於家屬知的權利，更需要這個遲來的正義。
    黃溫恭的妻子黃楊清蓮的告別式中，家屬放著「請政府發還五十七年前父親留給媽媽的遺書」訴求。照片引自「父親黃溫恭的遺書」
    經過許許多多的努力、爭取，終於在2年8個月後，2011年7月15日遺書正本歸還家屬，選在台灣解嚴24週年，乃因要配合馬英九總統“演戲”（仁慈、寬宏大量的阿九總統？），馬總統成了活動的主角，家屬只能當配角。馬英九總統的平反與懺悔行動，家屬團體沒有任何感激之意，馬英九總統的贖罪行為只被看做一場“演戲” !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背後故事

    1949年中共在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全面取得勝利，蔣介石敗退台灣，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宣告將建設台灣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則決定於1950年夏派軍解放台灣，取得勝利拼圖的最後一塊。

1949年前後，中共有關部門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解放台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餘名幹部入台，並建立了不同的情報機構。後經中共總政治部聯絡部調查，其中1100多名在台犧牲，劉光典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2月4日，農曆正月初五，中共總政治部辦理「劉光典烈士追思會」。

1959年2月4日，前往台灣執行任務的劉光典，被國民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殺害於台北新店安坑刑場，距舉辦追思會時已經過去55年了。

中共總政治部聯絡部進一步調查，核實了846位任務失敗被殺害的中共特工及其他吸收人員，他們的名字被刻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花崗岩牆壁上，包括劉光典烈士在內，使得他們的名字和事迹得以解密。但還有數百位英烈的資料未到公布時機。

「大部分特工下場是很淒慘，有的被扔到鏹水池，有的裝在麻袋扔海裏……，有些遺體被送進國防醫學院解剖教室解剖。」

劉玉平姐弟二人展開了一場歷時五十載、跨越海峽兩岸的追尋。在還原那段歷史事實的同時，他們也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父親劉光典。

接受赴台任務

1949年6月，新中國宣告成立前夕，父親劉光典突然離開了家。大姐劉玉芳記得，1950年父親從長沙寄來過一封信，內容大致是：「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做生意，時間會比較長，事情結束馬上就回家。」

這是劉光典與家人的最後一次通信，此後便音訊杳然。

實際上，他們的父親劉光典是接受了中共黨的指示，奔赴台灣執行任務。

劉光典是一名成功的商人。1922年生於旅順，成年後，就讀過哈爾濱鐵道工學院。畢業以後，做起了醫藥生意。

1942年劉光典與王素蓮成婚。劉玉平手中還保留著一張父母的結婚照。父親高大英俊，母親溫婉可人。他們衣著講究，神態安詳，是一對令人艷羨的小夫妻。...

劉光典日語、英語俱佳，而且長得一表人才，事業上順風順水，他奔波於北平、山西、內蒙古、上海等地從事醫藥、毛皮生意。劉光典很有經營頭腦，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家裡也頗有積蓄。

抗日戰爭結束那年，他結識了東北老鄉洪國式。洪國式是一位1938年就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入黨後一直在黨的情報部門工作，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的一員。

1947年蔣介石啟動全面內戰。中共駐南京、上海的辦事處被迫撤離，洪國式也轉到瀋陽工作，受中共東北社會部領導。當時，共產黨的大量工作人員轉入地下，急需發展能勝任地下工作的人。洪國式相中了頗有才氣的劉光典。

在洪國式的介紹下，劉光典加入中共大連社會部。隨後，他與洪國式一起重回上海籌建中共情報站——「華石公司」。

劉玉平在一份資料中看到，在黨組織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劉光典拿出了一千美元、十兩黃金支援革命。按照當時的金價計算，一千美元能折合30多兩黃金。即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筆巨款。

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神速。1948年6月，黨組織命令洪國式與劉光典轉移到平津做情報工作。劉玉芳記得，當時他們一家是坐飛機來北平的，可見當時生活的優渥程度。到達北平後，劉光典在宣武門內大街124號租下一個獨門小院，作為情報站。

那一時期，洪國式是劉家的常客。劉玉芳記得，來北平不久，父親曾帶她到東四牌樓附近的紅星電影院看電影。在黑暗的放映廳裏，父親一直在與身邊的洪叔叔低聲談話。

1948年至1949年，國共雙方在戰場上形勢逆轉，很快中共解放軍就以摧枯拉朽之勢，把國民黨軍隊打到了長江以南。1949年上半年，除了台灣、金門等島嶼外，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入中共之手。中共中央已經把下一步作戰目標瞄準了台灣。...

     自1948年底，中共情報工作的重點，開始向南方轉移。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灣及周邊島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社會部命洪國式、劉光典等人做向南方開進的準備。

1949年6月，劉光典離開北平前往香港，準備赴台。此時，中共中央已經確立了1950年夏天解放台灣的計劃。跨海作戰，情報工作尤為重要。當時，中共在台灣還沒有建立電台，只能靠交通員赴台灣取回情報。這個任務就落到劉光典身上。

劉光典所在的情報小組，由洪國式領導。赴台工作前，組織上給他們進行了詳盡的分工。

洪國式負責收集、匯總、處理各種軍事情報。台灣籍共產黨員王耀東負責聯絡工作，他的任務是將整理好的情報交給交通員劉光典。

劉光典除了負責取回情報外，還肩負向在台地下工作者傳達上級指示和考察在台地下工作者的任務。

為了能讓劉光典和洪國式順利進入台灣，中央社會部通過中共安東省政府主席劉瀾波聯繫到其堂兄——國民黨陸軍上將劉多荃。劉多荃立刻給在台灣的兒子劉全禮寫信，讓他經辦此事。...

劉多荃上將，曾經在西安事變中擔任捉蔣行動總指揮，劉上將欣然接受此任務，讓劉全禮與劉天民合作，劉天民，40歲，遼寧人，劉多荃之姪。北方企業公司總經理。

劉全禮原任東南長官公署作戰部上尉參謀。1949年，中共中央社會部派遣洪國式來台，擔任潛台組織負責人。洪國式與劉全禮之父劉多荃上將素有交情，來台後便接受劉全禮參加組織，負責軍事調查、策反高級軍官等工作。洪國式來台後，由劉全禮囑咐劉天民，利用其商行關係，辦理偽造之身分證明。1950年，情治單位循線逮捕洪國式，洪國式於審訊期間自新，交出組織名單，導致劉全禮等人先後被捕，判處死刑。洪國式於此案未獲罪，後送往綠島擔任新生訓導處上校教官。

當時，劉全禮擔任國民黨軍官，他不但可以掩護洪國式等人赴台，還能為洪國式提供軍事情報。

在劉全禮的安排下，洪國式成為劉天民開辦的北方企業公司的副總經理，並通過該公司辦妥了身份證和入台證。

劉光典則以劉天民堂侄的身份，辦理了身份證明。與此同時，潛伏在台灣《掃蕩報》的地下黨員鄒曙，為劉光典辦理了入台證。

1949年10月25日，劉光典從香港出發，渡海赴台。這是他第一次去台灣。

二進台灣面臨險境

就在劉光典赴台的當天凌晨，葉飛將軍指揮一萬解放軍登上金門島古寧頭。經過三天三夜的激戰，近萬名解放軍指戰員、士兵和船工犧牲一半，而另一半被俘在金門島上。這次登陸戰的失敗，證明了包括氣象、海潮漲退時間在內的軍事情報的重要性。...

劉光典第一次到台灣後，他馬上與王耀東接上了頭，順利拿到第一批情報。11月27日，在台工作一個月後，劉光典接到上級指示，準備返港。劉光典用米湯將這些情報寫在一張包茶葉的紙裏，帶回了香港。

據《保密局機密文件》記載，這批重要的軍事情報包括：國民黨在台灣的陸、海、空軍情況；台灣氣象密碼；台灣海潮漲退時間表；台灣西海岸國民黨駐軍及港口守軍情況；兩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訊密碼。為了搜集更多情報，1949年12月10日，中央有關部門派洪國式進入台灣。

蔡孝乾出生於台灣彰化。1924年，16歲的蔡孝乾來到大陸，在瞿秋白的薰陶下，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上海台灣青年會。1928年他返回台灣組建台灣共產黨，不久又回到大陸，後來參加了兩萬五千里長征。蔡孝乾是唯一的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台灣籍共產黨員。抗戰勝利後，身為台灣人的蔡孝乾回到台灣，成為中共在台灣的最高負責人。不過，這位最老資格的共產黨員並沒有經受住考驗。

被捕後，蔡孝乾很快叛變，並供出了中共台灣工委的組織和人員名單。…

1949年《光明報》案發，鍾浩東被捕，牽連出陳澤民，陳澤民被捕，又牽出「老鄭」。

1950年1月29日，保密局偵緝組組長谷正文帶隊，在台北古亭區將秘密潛回住所取錢和衣物的「老鄭」蔡孝乾抓獲。

蔡孝乾被捕後，先是供出了武工部長張志忠的一處藏身地址，又主動提出帶著保密局特務去抓捕地下交通員黃天，在黃天住處趁機逃跑。

張志忠隨後不幸被捕，在台北市南昌街的保密局監獄受盡折磨。

據一位獄友回憶，張在獄中鐵骨錚錚，每當看見有人關進來，就大喊「早說早死，晚說晚死，不說不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蔣經國兩次到獄中勸降，但張志忠毫不妥協、只求一死。

1954年3月16日（一說1951年4月3日），張志忠遇害。1988年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長期調查核實，追認張志忠為革命烈士。

而蔡孝乾在嘉義縣畚箕湖鄉下躲了一個月，還是忍不住出來放風，終於在2月27日被保密局特務抓捕。

3月4日，洪幼樵在基隆碼頭正欲乘船離台時被捕。至此，台工委領導層全軍覆沒。

二次落網的蔡孝乾徹底投降、迅速變節，據谷正文回憶錄稱，蔡整日埋頭寫交代材料，竟寫到精神恍惚之地步，他的供述至少使400多名地下黨人被捕。這之中，自然少不了吳石、朱楓。

叛變後的蔡孝乾

蔡孝乾的叛變使得中共在台地下組織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牽連1800多人被捕入獄。其中就包括中共華東局派往台灣的交通員朱楓和她聯繫的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

當時中共在台的地下組織主要分為三支。其一是以蔡孝乾為書記的中共台灣工委；其二是中共華東局派到台灣的地下工作者，朱楓便屬於這一系統；其三是洪國式和劉光典所屬的中央社會部派遣至台灣的地下組織。

此時，島內風聲鶴唳，劉光典等人的處境非常危險。2月初，劉光典給上級發出信息「貨已辦妥，日內運港」，但不知什麼原因，他沒有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引路人是叛徒嗎？

雖然洪國式情報小組與台灣工委和其他在台地下組織並沒有發生橫向聯繫，但是2月底，洪國式等人還是暴露了。

1950年2月28日，洪國式正在台北車站察看車次表。這時一個無賴過來挑釁，兩人發生了爭執。車站警察聞訊趕來，以二人違反戒嚴法為名，將他們帶回了派出所。開始，警察對洪國式非常客氣，說核實了身份就可以放他走。

洪國式稱自己是台中北方企業行的副經理，因公事來台北出差，現在正準備回去。警察讓洪國式提供幾個證明人的聯繫方式，只要能證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洪國式不知道其中有詐，先後兩次向警察提供了地下組織成員的聯繫方式。...

國防部保密局在「本案之綜合檢討」一欄中寫道：「就地下工作鬥爭技術言，稍具經驗者，似即應有所懷疑與警覺，並詳加以分析。乃洪犯因求離派出所心切，一再以通訊方式，泄露工作人員姓名及地址。致令重要關係，瓦解於頃刻。」

由於洪國式的疏忽，組織成員胡玉麟、錢汾、鄒曙、華震、劉天民、劉全禮等人相繼被捕。洪國式情報小組毀於一旦。

洪國式被捕以後有沒有變節，一直以來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洪國式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供出了組織成員。後來，國民黨把洪國式安排到火燒島做政治教官，專門勸說關押在島上的中共地下黨員和從朝鮮戰場轉送過來的志願軍戰俘。

在大陸方面，有關部門也認為洪國式叛變了。劉玉平說，前些年他曾輾轉打聽到在吉林的洪國式夫人的電話。

「老太太一聽我是劉光典的兒子，就感嘆說，他（洪國式）太不爭氣，不像你爸爸那樣成為一名革命烈士，他的事我不想再提了。」

不過，劉玉平卻認為，說洪國式是叛徒太過草率。對敵鬥爭非常複雜，洪國式叛變的問題，可能另有隱情。

「洪國式被捕後，並沒有像蔡孝乾那樣出賣同志，而是盡最大的可能保護革命利益。」劉玉平說。他曾通過一個朋友，查到當年國民黨特務對洪國式的審訊記錄。當特務問他，交通員劉光典在哪裡？他說，劉光典回香港取電台去了。其實，他明知劉光典當時就住在台北天星旅社。「就是因為他的掩護，才給了我父親逃生的時間。」

劉玉平說:「後來，他被調到火燒島，當著敵人的面假裝勸關在這裡的人轉變立場，暗中卻鼓勵他們堅定信念。」

不過，保密局最終也沒有饒過洪國式。1960年，也許假自新被識破，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並被殘忍的肢解後拋入河中。洪國式在台灣的經歷，逐漸被組織上了解清楚。幾年前，有關部門下發文件，將對他的評價更正為「因公犧牲」。

洪國式情報小組是怎麼暴露的呢？劉玉平通過友人，找到了當年國民黨保密局繪製的「洪國式組織關係圖」。

在這幅圖的最上一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下面一級是李克農；再往下是中共在台灣的地下情報組，負責人是洪國式；洪國式下面分為「情工」、「交通」、「敵工」三個部門，劉光典是唯一的交通員。

劉玉平吃驚的發現，在「情工」、「敵工」兩個部門中，陳琦、楊文亮二人的名字旁都被註明「本部內線」。

據這份材料表明，楊文亮是一名國民黨空軍機械官。他與地下組織成員趙德明是同學，從而打入組織內部。1949年12月，陳琦以楊文亮朋友的名義，也打入地下組織。

1950年2月2日，楊文亮見到了剛剛抵台不久的中共特派員洪國式。洪國式太想得到國民黨空軍的情報，疏忽了對此二人的防範。最終，致使整個組織全軍覆沒。這不能不說是洪國式所犯下一個極大的失誤。

《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

道出深山四年生涯

很長一段時間，劉玉平對於父親的逃亡生涯，所知僅限於《保密局機密文件彙編》中寫的那句話：「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人的生活。」劉光典是怎麼躲過保密局追捕的？他又是怎麼在人地生疏的台南深山捱過了四年？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劉玉平，直到一本小冊子在網路上出現。

2008年9月的一天，劉玉平的兒子劉新宇在網上搜「劉光典」三個字，竟然在網上搜出來一本粉紅色的小冊子。小冊子封面正中印著《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著「台灣保安司令部印製四十四年元月」幾個字。...

初看小冊子，並不知道它說的是哪個「匪諜」，仔細看下面的引文，劉玉平大吃一驚。這本小冊子寫的正是他父親劉光典的故事。

當時，這本小冊子正在網上拍賣，定價新台幣500元。劉玉平立刻給台北的朋友王錦松打電話，託他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小冊子買下來。王錦松不負重託，一刻也沒耽擱，就買到了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是當年國民黨保安司令部發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詳細記載了劉光典在台灣的逃亡生涯。

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劉光典從聯絡人王老太太那裡聽說了洪國式被捕的消息。當夜他返回台北，與王耀東見面。劉光典將身上的文件轉移給王耀東，然後回到居住的天星旅社門口。當確認沒有埋伏後，劉光典進入旅社將行李和情報全部帶走。

劉光典乘一輛三輪車離開旅社，逕直趕往王耀東供職的「公論報社」與他會合。可是，他並沒有在報社找到王耀東。此時，劉光典已不能再住店，於是他便在三輪車夫家借宿了一宿。

第二天，劉光典給香港組織發了一封電報：「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表示組織已遭到徹底破壞。然後他在王耀東的安排下，搭車前往善化，借宿在王耀東友人家中。當天晚上，劉光典將身份證改為羅輔基。翌日，劉光典繼續乘車來到台南。此時，王耀東也已經來到台南，並把劉光典安排在賴正亮家。

劉光典在賴家住了3個月。白天，他與賴正亮到甘蔗田收甘蔗；晚上，則住在賴家的牛棚里。在這期間，劉光典曾託賴正亮尋找返回大陸的走私船，但是沒能如願。後來，島內發動突擊大搜查，劉光典又先後躲在胡滄霖、李顯玉、李顯章、王連福等人家中。

在這期間，李顯玉與友人楊林酒後打架，楊林曾威脅要去告發李顯玉窩藏共產黨人。為了確保安全，劉光典只好這家住兩天，那家住兩天。最後，他在台胞王連福的幫助下，在樹林裡搭了一個地寮。...

所謂「地寮」，其實就是在地上挖一個洞，洞上面蓋上茅草。就這樣，劉光典掘地為穴，以水果野菜充飢，一躲就是三年。

此時，王耀東也由於另一起案件的牽連，逃入山中，與劉光典會合。1954年2月13日，在高雄深山中躲藏了4年之後，劉光典和王耀東被保密局抓住了。

據《保密局機密檔案彙編》中記載，1954年2月9日，曾經掩護過劉光典的胡滄霖被捕。胡滄霖供述，1950年他的親戚王耀東和一名外省人曾經先後躲藏在他和李顯章等人家。

小冊子上記載，胡滄霖是一名教師，由於與王耀東是親戚，所以也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不過胡滄霖並不堅定，在掩護劉光典的過程中，他表現得很不積極，還勸李顯章不要管劉光典。

果然，被捕後，他第一個供出了劉光典。國民黨特務得知有一外省人常年躲在深山中，判斷他可能是中共地下組織的高級成員。

1954年2月12日，他們包圍了高雄旗山。保密局準備上山搜捕劉光典和王耀東之前，一直幫助他們躲藏的警察池仁致曾給他們報信兒。

劉王二人聞訊迅速轉移，但是面對保密局地毯式的搜捕，他們還是在劫難逃。2月13日劉光典和王耀東被捕了。

《保密局機密檔案彙編》「本案之綜合檢討」中寫道：「王匪在逃亡期間，因與胡滄霖屬親戚，復因未研究胡匪屬於台共組織，乃遂將劉光典交其掩護，致胡案發後，牽連己身，卒遭捕獲。設使能及早究明胡匪身份，而避免發生橫向關係，王劉二匪或將仍可僥倖逃亡。」

監獄裡的苦難歲月

劉光典被捕以後，被保密局關押了5年，1959年2月4日被行刑犧牲。

被關押的5年中，劉光典是怎麼過來的？他又經歷了什麼？劉玉平沒有找到任何文字記載。直到2010年8月他偶然在《書城》雜誌上看到一篇名為《一個台灣老兵的回憶》才有所了解。這位台灣老兵是旅居美國的張家林。1957年，台灣白色恐怖下。面對不堪的政治環境，一個戰友動員張家林把船開到大陸去。

雖然他們只是說說而已，還沒行動，可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張家林很快就被逮捕，並被判處10年監禁。在台北青島路軍法處看守所，張家林與劉光典正好關在同一個號子裡。

剛一見面，劉光典就自報家門，這讓張家林對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因為在監獄裡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張家林記得，劉光典長得高大英武，頭髮鬍子都留得很長，像個野人。

後來他發現劉光典很能幹，會說日語和閩南語。張家林回憶，劉光典很仗義，每次發現菜裏有肉片，他都會對張家林說：「小張，你吃。你身體不好。」

張家林記得有一次，他問劉光典：「你幹嘛來台灣？」劉光典回答：「我奉命。」聽他這麼一說，張家林心生敬意，知道劉光典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張家林的回憶為劉光典留下了最後的人生片段。劉玉平本想親自拜訪一下老先生，了解更多關於父親的信息。可惜那時張家林已經去世一年多了。

1959年，劉光典被台灣當局殺害於台北新店安坑刑場。臨刑前，國民黨為他拍了一張照片。「他被國民黨憲兵五花大綁地押赴刑場、即將走向死亡時的表情與神態，就如同結婚時和母親合影時一樣，自信而沉穩，頭微微地偏向右側。」...

2008年，劉玉平把搜集到的判決書和劉光典行刑前的照片，一併送到了父親的派出單位。看過這些材料後，單位領導才告訴他一個隱藏了50多年的秘密：1954年劉光典被捕後，曾有一個長相酷似劉光典的人到本局駐港機構門前散布反共言論，表示跟共產黨決裂。當時，許多認識劉光典的人都看到了這一幕，都以為劉光典叛變了。

魂歸故里

2002年前後，劉家姐弟從友人處得知，台灣當局成立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這個組織是專門負責對戒嚴時期遭受迫害者進行補償的政府機構。成立當年，補償金申請案就高達5000件。

劉家姐弟於是向該組織提交了賠償申請。劉玉平說，也許在取證的過程中，他們能發現更多關於父親的資料。

2006年，劉家姐弟終於接到了基金會寄來的決定。不出所料，基金會駁回了他們的申請。劉玉平說：「這個補償條例有一個規定：『罪大惡極的共匪不予賠償』。他們把我父親歸到這裡面了。」雖然沒有得到賠償，但如劉玉平所料，他們的確收穫不小。

台灣方面在辦理此案時，查閱了許多原始檔案，並在判決書中簡述了劉光典在台灣從事的地下活動。這是他們第一次從台灣官方渠道，獲得父親的信息。更令他們感到欣喜的是，在此期間父親劉光典的骨灰竟然被找到了。

2003年，在台灣島內各方人士的呼籲下，台灣當局決定將台北市郊的馬場町和六張犁闢為紀念公園。這兩處是當年行刑和埋葬受難者的地方。2003年春，為了重修六張犁的靈骨塔，有關部門向社會發出公告，請親屬暫時將塔內骨灰領走，待靈骨塔修好後再行安放。互助會的王錦松等人在骨灰名單中，發現了劉光典的名字。...

很快，王錦松將寫有劉光典名字的骨灰罈照片發了過來。看著照片，劉玉平百感交集。父親離家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剛剛1歲多的嬰兒，而今他已年過花甲，看到的卻是一個寫著父親名字的骨灰罈。

如今，他們將父親的骨灰分成兩半，一半留在已改建為「人民忠魂紀念公園」的台北六張犁，另一半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離家60多年的英雄烈士，終歸故里。

二次落網的蔡孝乾徹底投降、迅速變節，據谷正文回憶錄稱，蔡整日埋頭寫交代材料，竟寫到精神恍惚之地步，他的供述至少使400多名地下黨人被捕。這之中，自然少不了吳石、朱楓。
叛變後的蔡孝乾

 


 

林英傑小檔案

(引用維基百科)

林英傑，原名林邦富，1913年生於泰國曼谷，祖籍廣東省揭陽縣，父林柏年為牙醫師，在曼谷開牙醫診所，林柏年娶泰國女子生林英傑，林英傑幼年就讀泰國培英學校，1927年初中時返回故鄉揭陽就讀榕江中學，1928年轉學至廈門集美水產學校 。

加入共產黨

林英傑就讀集美水產學校期間，受共青團員陳辛仁影響思想左傾加入中國共產黨，陳辛仁因從事共黨組織活動，而遭到學校退學處分，陳辛仁轉學至岩光中學並持續寄發左翼書刊給林英傑，收信時雖採用化名但林英傑仍遭校方察覺為共黨份子而開除。

發展組織

因弟弟林邦國在汕頭岩光中學就讀，林英傑遭校方開除後，與同學黃定志一同在汕頭的小學任教職，與弟弟同住一處。1934年，特務圍捕林英傑未果將其弟林邦國逮捕，最後由父親疏通營救得以返回泰國。1936年，林英傑到普寧縣梅峰中學任教，並與同校教師陳綠綺相戀結婚，1940年林英傑與妻子到南僑中學任教，南僑中學為中共潮汕黨部所興辦，為中共重要人才培育基地，1940年8月南僑中學遭到國民政府勒令解散，1940年10月林英傑進入江蘇鹽城抗大五分校學習，百團大戰後，日軍對蘇北地區進行掃蕩，林英傑參與反抗，1941年林英傑被派任到鹽城，歷任鹽城縣教育科長、縣政府秘書、鹽城縣第六區委書記、鹽城市委書記，直到抗戰結束。

潛伏任務

1946年初，中共華東局組織派遣林英傑、洪幼樵、徐懋德與陳仲豪等人，赴台協助蔡孝乾組織省工委，並吸收組織成員加入，林英傑由已加入共產黨擔任台南市新豐農業學校校長的黨員陳福星安排進入該校任教，1947年11月，該校教師丁錦昌等遭逮捕，陳福星、林英傑開始逃亡，林英傑逃亡至香港。

1948年組織安排林英傑進入台灣員林中學擔任教師，銜命誘引時任新竹市警局局長的許振庠回復黨籍，並發展組織，不久林英傑又遭到當局追捕，透過徐懋德安排，前往基隆市工委組織的省立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處，並與陳仲豪等人成立宣傳部，發行光明報，林英傑擔任主筆，撰寫社論抨擊國民政府，或印發延安新華社電訊，鼓吹革命，分析共軍形勢大好，全島解放指日可待等。隨著國共內戰戰事進入尾聲，國府聲勢搖搖欲墜，光明報的發送相當於半公開的狀態，由省工委組織成員發送，一次竟派送到士林官邸，蔣介石閱畢大怒責令限期破案，正好省工委學工委台大法學院支部成員王明德將光明報拿給心儀女子作為炫耀竟遭檢舉，光明報遭破獲後導致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落網，林英傑、張伯哲安排陳仲豪、陳少麟、方喬然等潛台黨員撤離，最後林英傑仍遭到當局逮捕並判處死刑，1950年7月21日遭槍決於馬場町。

紀念

林英傑遭槍決後，林英傑家屬1957年得到中國內務部長謝覺哉的協助，領到《革命烈士證明書》與《烈士家屬證明書》，證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署。

由於大陸劇《潛伏》的風行，使得當年的「潛伏者」事蹟受到關注，2017年，返回大陸後在汕頭任教退休的陳仲豪接受電視台的訪問，於清明節時祭拜張伯哲與遙祭當年的戰友同志，回憶起林英傑等人在基隆中學時的往事。

隱蔽戰線的勇者
1945年至1955年之間，有一群隱忍、堅韌的人，他們肩負使命，在台灣島長期進行秘密潛伏。在當年的台灣當局口中，他們是「匪諜」、「共諜」，被形容為惡魔般的破壞者。但他們是隱蔽戰線的勇者──中共台灣地下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