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官先生鄉野傳言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背後故事

    1949年中共在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全面取得勝利，蔣介石敗退台灣，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宣告將建設台灣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則決定於1950年夏派軍解放台灣，取得勝利拼圖的最後一塊。

1949年前後，中共有關部門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解放台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餘名幹部入台，並建立了不同的情報機構。後經中共總政治部聯絡部調查，其中1100多名在台犧牲，劉光典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2月4日，農曆正月初五，中共總政治部辦理「劉光典烈士追思會」。

1959年2月4日，前往台灣執行任務的劉光典，被國民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殺害於台北新店安坑刑場，距舉辦追思會時已經過去55年了。

中共總政治部聯絡部進一步調查，核實了846位任務失敗被殺害的中共特工及其他吸收人員，他們的名字被刻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花崗岩牆壁上，包括劉光典烈士在內，使得他們的名字和事迹得以解密。但還有數百位英烈的資料未到公布時機。

「大部分特工下場是很淒慘，有的被扔到鏹水池，有的裝在麻袋扔海裏……，有些遺體被送進國防醫學院解剖教室解剖。」

劉玉平姐弟二人展開了一場歷時五十載、跨越海峽兩岸的追尋。在還原那段歷史事實的同時，他們也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父親劉光典。

接受赴台任務

1949年6月，新中國宣告成立前夕，父親劉光典突然離開了家。大姐劉玉芳記得，1950年父親從長沙寄來過一封信，內容大致是：「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做生意，時間會比較長，事情結束馬上就回家。」

這是劉光典與家人的最後一次通信，此後便音訊杳然。

實際上，他們的父親劉光典是接受了中共黨的指示，奔赴台灣執行任務。

劉光典是一名成功的商人。1922年生於旅順，成年後，就讀過哈爾濱鐵道工學院。畢業以後，做起了醫藥生意。

1942年劉光典與王素蓮成婚。劉玉平手中還保留著一張父母的結婚照。父親高大英俊，母親溫婉可人。他們衣著講究，神態安詳，是一對令人艷羨的小夫妻。...

劉光典日語、英語俱佳，而且長得一表人才，事業上順風順水，他奔波於北平、山西、內蒙古、上海等地從事醫藥、毛皮生意。劉光典很有經營頭腦，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家裡也頗有積蓄。

抗日戰爭結束那年，他結識了東北老鄉洪國式。洪國式是一位1938年就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入黨後一直在黨的情報部門工作，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的一員。

1947年蔣介石啟動全面內戰。中共駐南京、上海的辦事處被迫撤離，洪國式也轉到瀋陽工作，受中共東北社會部領導。當時，共產黨的大量工作人員轉入地下，急需發展能勝任地下工作的人。洪國式相中了頗有才氣的劉光典。

在洪國式的介紹下，劉光典加入中共大連社會部。隨後，他與洪國式一起重回上海籌建中共情報站——「華石公司」。

劉玉平在一份資料中看到，在黨組織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劉光典拿出了一千美元、十兩黃金支援革命。按照當時的金價計算，一千美元能折合30多兩黃金。即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筆巨款。

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神速。1948年6月，黨組織命令洪國式與劉光典轉移到平津做情報工作。劉玉芳記得，當時他們一家是坐飛機來北平的，可見當時生活的優渥程度。到達北平後，劉光典在宣武門內大街124號租下一個獨門小院，作為情報站。

那一時期，洪國式是劉家的常客。劉玉芳記得，來北平不久，父親曾帶她到東四牌樓附近的紅星電影院看電影。在黑暗的放映廳裏，父親一直在與身邊的洪叔叔低聲談話。

1948年至1949年，國共雙方在戰場上形勢逆轉，很快中共解放軍就以摧枯拉朽之勢，把國民黨軍隊打到了長江以南。1949年上半年，除了台灣、金門等島嶼外，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入中共之手。中共中央已經把下一步作戰目標瞄準了台灣。...

     自1948年底，中共情報工作的重點，開始向南方轉移。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灣及周邊島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社會部命洪國式、劉光典等人做向南方開進的準備。

1949年6月，劉光典離開北平前往香港，準備赴台。此時，中共中央已經確立了1950年夏天解放台灣的計劃。跨海作戰，情報工作尤為重要。當時，中共在台灣還沒有建立電台，只能靠交通員赴台灣取回情報。這個任務就落到劉光典身上。

劉光典所在的情報小組，由洪國式領導。赴台工作前，組織上給他們進行了詳盡的分工。

洪國式負責收集、匯總、處理各種軍事情報。台灣籍共產黨員王耀東負責聯絡工作，他的任務是將整理好的情報交給交通員劉光典。

劉光典除了負責取回情報外，還肩負向在台地下工作者傳達上級指示和考察在台地下工作者的任務。

為了能讓劉光典和洪國式順利進入台灣，中央社會部通過中共安東省政府主席劉瀾波聯繫到其堂兄——國民黨陸軍上將劉多荃。劉多荃立刻給在台灣的兒子劉全禮寫信，讓他經辦此事。...

劉多荃上將，曾經在西安事變中擔任捉蔣行動總指揮，劉上將欣然接受此任務，讓劉全禮與劉天民合作，劉天民，40歲，遼寧人，劉多荃之姪。北方企業公司總經理。

劉全禮原任東南長官公署作戰部上尉參謀。1949年，中共中央社會部派遣洪國式來台，擔任潛台組織負責人。洪國式與劉全禮之父劉多荃上將素有交情，來台後便接受劉全禮參加組織，負責軍事調查、策反高級軍官等工作。洪國式來台後，由劉全禮囑咐劉天民，利用其商行關係，辦理偽造之身分證明。1950年，情治單位循線逮捕洪國式，洪國式於審訊期間自新，交出組織名單，導致劉全禮等人先後被捕，判處死刑。洪國式於此案未獲罪，後送往綠島擔任新生訓導處上校教官。

當時，劉全禮擔任國民黨軍官，他不但可以掩護洪國式等人赴台，還能為洪國式提供軍事情報。

在劉全禮的安排下，洪國式成為劉天民開辦的北方企業公司的副總經理，並通過該公司辦妥了身份證和入台證。

劉光典則以劉天民堂侄的身份，辦理了身份證明。與此同時，潛伏在台灣《掃蕩報》的地下黨員鄒曙，為劉光典辦理了入台證。

1949年10月25日，劉光典從香港出發，渡海赴台。這是他第一次去台灣。

二進台灣面臨險境

就在劉光典赴台的當天凌晨，葉飛將軍指揮一萬解放軍登上金門島古寧頭。經過三天三夜的激戰，近萬名解放軍指戰員、士兵和船工犧牲一半，而另一半被俘在金門島上。這次登陸戰的失敗，證明了包括氣象、海潮漲退時間在內的軍事情報的重要性。...

劉光典第一次到台灣後，他馬上與王耀東接上了頭，順利拿到第一批情報。11月27日，在台工作一個月後，劉光典接到上級指示，準備返港。劉光典用米湯將這些情報寫在一張包茶葉的紙裏，帶回了香港。

據《保密局機密文件》記載，這批重要的軍事情報包括：國民黨在台灣的陸、海、空軍情況；台灣氣象密碼；台灣海潮漲退時間表；台灣西海岸國民黨駐軍及港口守軍情況；兩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訊密碼。為了搜集更多情報，1949年12月10日，中央有關部門派洪國式進入台灣。

蔡孝乾出生於台灣彰化。1924年，16歲的蔡孝乾來到大陸，在瞿秋白的薰陶下，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上海台灣青年會。1928年他返回台灣組建台灣共產黨，不久又回到大陸，後來參加了兩萬五千里長征。蔡孝乾是唯一的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台灣籍共產黨員。抗戰勝利後，身為台灣人的蔡孝乾回到台灣，成為中共在台灣的最高負責人。不過，這位最老資格的共產黨員並沒有經受住考驗。

被捕後，蔡孝乾很快叛變，並供出了中共台灣工委的組織和人員名單。…

1949年《光明報》案發，鍾浩東被捕，牽連出陳澤民，陳澤民被捕，又牽出「老鄭」。

1950年1月29日，保密局偵緝組組長谷正文帶隊，在台北古亭區將秘密潛回住所取錢和衣物的「老鄭」蔡孝乾抓獲。

蔡孝乾被捕後，先是供出了武工部長張志忠的一處藏身地址，又主動提出帶著保密局特務去抓捕地下交通員黃天，在黃天住處趁機逃跑。

張志忠隨後不幸被捕，在台北市南昌街的保密局監獄受盡折磨。

據一位獄友回憶，張在獄中鐵骨錚錚，每當看見有人關進來，就大喊「早說早死，晚說晚死，不說不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蔣經國兩次到獄中勸降，但張志忠毫不妥協、只求一死。

1954年3月16日（一說1951年4月3日），張志忠遇害。1988年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長期調查核實，追認張志忠為革命烈士。

而蔡孝乾在嘉義縣畚箕湖鄉下躲了一個月，還是忍不住出來放風，終於在2月27日被保密局特務抓捕。

3月4日，洪幼樵在基隆碼頭正欲乘船離台時被捕。至此，台工委領導層全軍覆沒。

二次落網的蔡孝乾徹底投降、迅速變節，據谷正文回憶錄稱，蔡整日埋頭寫交代材料，竟寫到精神恍惚之地步，他的供述至少使400多名地下黨人被捕。這之中，自然少不了吳石、朱楓。

叛變後的蔡孝乾

蔡孝乾的叛變使得中共在台地下組織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牽連1800多人被捕入獄。其中就包括中共華東局派往台灣的交通員朱楓和她聯繫的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

當時中共在台的地下組織主要分為三支。其一是以蔡孝乾為書記的中共台灣工委；其二是中共華東局派到台灣的地下工作者，朱楓便屬於這一系統；其三是洪國式和劉光典所屬的中央社會部派遣至台灣的地下組織。

此時，島內風聲鶴唳，劉光典等人的處境非常危險。2月初，劉光典給上級發出信息「貨已辦妥，日內運港」，但不知什麼原因，他沒有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引路人是叛徒嗎？

雖然洪國式情報小組與台灣工委和其他在台地下組織並沒有發生橫向聯繫，但是2月底，洪國式等人還是暴露了。

1950年2月28日，洪國式正在台北車站察看車次表。這時一個無賴過來挑釁，兩人發生了爭執。車站警察聞訊趕來，以二人違反戒嚴法為名，將他們帶回了派出所。開始，警察對洪國式非常客氣，說核實了身份就可以放他走。

洪國式稱自己是台中北方企業行的副經理，因公事來台北出差，現在正準備回去。警察讓洪國式提供幾個證明人的聯繫方式，只要能證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洪國式不知道其中有詐，先後兩次向警察提供了地下組織成員的聯繫方式。...

國防部保密局在「本案之綜合檢討」一欄中寫道：「就地下工作鬥爭技術言，稍具經驗者，似即應有所懷疑與警覺，並詳加以分析。乃洪犯因求離派出所心切，一再以通訊方式，泄露工作人員姓名及地址。致令重要關係，瓦解於頃刻。」

由於洪國式的疏忽，組織成員胡玉麟、錢汾、鄒曙、華震、劉天民、劉全禮等人相繼被捕。洪國式情報小組毀於一旦。

洪國式被捕以後有沒有變節，一直以來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洪國式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供出了組織成員。後來，國民黨把洪國式安排到火燒島做政治教官，專門勸說關押在島上的中共地下黨員和從朝鮮戰場轉送過來的志願軍戰俘。

在大陸方面，有關部門也認為洪國式叛變了。劉玉平說，前些年他曾輾轉打聽到在吉林的洪國式夫人的電話。

「老太太一聽我是劉光典的兒子，就感嘆說，他（洪國式）太不爭氣，不像你爸爸那樣成為一名革命烈士，他的事我不想再提了。」

不過，劉玉平卻認為，說洪國式是叛徒太過草率。對敵鬥爭非常複雜，洪國式叛變的問題，可能另有隱情。

「洪國式被捕後，並沒有像蔡孝乾那樣出賣同志，而是盡最大的可能保護革命利益。」劉玉平說。他曾通過一個朋友，查到當年國民黨特務對洪國式的審訊記錄。當特務問他，交通員劉光典在哪裡？他說，劉光典回香港取電台去了。其實，他明知劉光典當時就住在台北天星旅社。「就是因為他的掩護，才給了我父親逃生的時間。」

劉玉平說:「後來，他被調到火燒島，當著敵人的面假裝勸關在這裡的人轉變立場，暗中卻鼓勵他們堅定信念。」

不過，保密局最終也沒有饒過洪國式。1960年，也許假自新被識破，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並被殘忍的肢解後拋入河中。洪國式在台灣的經歷，逐漸被組織上了解清楚。幾年前，有關部門下發文件，將對他的評價更正為「因公犧牲」。

洪國式情報小組是怎麼暴露的呢？劉玉平通過友人，找到了當年國民黨保密局繪製的「洪國式組織關係圖」。

在這幅圖的最上一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下面一級是李克農；再往下是中共在台灣的地下情報組，負責人是洪國式；洪國式下面分為「情工」、「交通」、「敵工」三個部門，劉光典是唯一的交通員。

劉玉平吃驚的發現，在「情工」、「敵工」兩個部門中，陳琦、楊文亮二人的名字旁都被註明「本部內線」。

據這份材料表明，楊文亮是一名國民黨空軍機械官。他與地下組織成員趙德明是同學，從而打入組織內部。1949年12月，陳琦以楊文亮朋友的名義，也打入地下組織。

1950年2月2日，楊文亮見到了剛剛抵台不久的中共特派員洪國式。洪國式太想得到國民黨空軍的情報，疏忽了對此二人的防範。最終，致使整個組織全軍覆沒。這不能不說是洪國式所犯下一個極大的失誤。

《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

道出深山四年生涯

很長一段時間，劉玉平對於父親的逃亡生涯，所知僅限於《保密局機密文件彙編》中寫的那句話：「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人的生活。」劉光典是怎麼躲過保密局追捕的？他又是怎麼在人地生疏的台南深山捱過了四年？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劉玉平，直到一本小冊子在網路上出現。

2008年9月的一天，劉玉平的兒子劉新宇在網上搜「劉光典」三個字，竟然在網上搜出來一本粉紅色的小冊子。小冊子封面正中印著《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著「台灣保安司令部印製四十四年元月」幾個字。...

初看小冊子，並不知道它說的是哪個「匪諜」，仔細看下面的引文，劉玉平大吃一驚。這本小冊子寫的正是他父親劉光典的故事。

當時，這本小冊子正在網上拍賣，定價新台幣500元。劉玉平立刻給台北的朋友王錦松打電話，託他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小冊子買下來。王錦松不負重託，一刻也沒耽擱，就買到了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是當年國民黨保安司令部發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詳細記載了劉光典在台灣的逃亡生涯。

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劉光典從聯絡人王老太太那裡聽說了洪國式被捕的消息。當夜他返回台北，與王耀東見面。劉光典將身上的文件轉移給王耀東，然後回到居住的天星旅社門口。當確認沒有埋伏後，劉光典進入旅社將行李和情報全部帶走。

劉光典乘一輛三輪車離開旅社，逕直趕往王耀東供職的「公論報社」與他會合。可是，他並沒有在報社找到王耀東。此時，劉光典已不能再住店，於是他便在三輪車夫家借宿了一宿。

第二天，劉光典給香港組織發了一封電報：「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表示組織已遭到徹底破壞。然後他在王耀東的安排下，搭車前往善化，借宿在王耀東友人家中。當天晚上，劉光典將身份證改為羅輔基。翌日，劉光典繼續乘車來到台南。此時，王耀東也已經來到台南，並把劉光典安排在賴正亮家。

劉光典在賴家住了3個月。白天，他與賴正亮到甘蔗田收甘蔗；晚上，則住在賴家的牛棚里。在這期間，劉光典曾託賴正亮尋找返回大陸的走私船，但是沒能如願。後來，島內發動突擊大搜查，劉光典又先後躲在胡滄霖、李顯玉、李顯章、王連福等人家中。

在這期間，李顯玉與友人楊林酒後打架，楊林曾威脅要去告發李顯玉窩藏共產黨人。為了確保安全，劉光典只好這家住兩天，那家住兩天。最後，他在台胞王連福的幫助下，在樹林裡搭了一個地寮。...

所謂「地寮」，其實就是在地上挖一個洞，洞上面蓋上茅草。就這樣，劉光典掘地為穴，以水果野菜充飢，一躲就是三年。

此時，王耀東也由於另一起案件的牽連，逃入山中，與劉光典會合。1954年2月13日，在高雄深山中躲藏了4年之後，劉光典和王耀東被保密局抓住了。

據《保密局機密檔案彙編》中記載，1954年2月9日，曾經掩護過劉光典的胡滄霖被捕。胡滄霖供述，1950年他的親戚王耀東和一名外省人曾經先後躲藏在他和李顯章等人家。

小冊子上記載，胡滄霖是一名教師，由於與王耀東是親戚，所以也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不過胡滄霖並不堅定，在掩護劉光典的過程中，他表現得很不積極，還勸李顯章不要管劉光典。

果然，被捕後，他第一個供出了劉光典。國民黨特務得知有一外省人常年躲在深山中，判斷他可能是中共地下組織的高級成員。

1954年2月12日，他們包圍了高雄旗山。保密局準備上山搜捕劉光典和王耀東之前，一直幫助他們躲藏的警察池仁致曾給他們報信兒。

劉王二人聞訊迅速轉移，但是面對保密局地毯式的搜捕，他們還是在劫難逃。2月13日劉光典和王耀東被捕了。

《保密局機密檔案彙編》「本案之綜合檢討」中寫道：「王匪在逃亡期間，因與胡滄霖屬親戚，復因未研究胡匪屬於台共組織，乃遂將劉光典交其掩護，致胡案發後，牽連己身，卒遭捕獲。設使能及早究明胡匪身份，而避免發生橫向關係，王劉二匪或將仍可僥倖逃亡。」

監獄裡的苦難歲月

劉光典被捕以後，被保密局關押了5年，1959年2月4日被行刑犧牲。

被關押的5年中，劉光典是怎麼過來的？他又經歷了什麼？劉玉平沒有找到任何文字記載。直到2010年8月他偶然在《書城》雜誌上看到一篇名為《一個台灣老兵的回憶》才有所了解。這位台灣老兵是旅居美國的張家林。1957年，台灣白色恐怖下。面對不堪的政治環境，一個戰友動員張家林把船開到大陸去。

雖然他們只是說說而已，還沒行動，可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張家林很快就被逮捕，並被判處10年監禁。在台北青島路軍法處看守所，張家林與劉光典正好關在同一個號子裡。

剛一見面，劉光典就自報家門，這讓張家林對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因為在監獄裡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張家林記得，劉光典長得高大英武，頭髮鬍子都留得很長，像個野人。

後來他發現劉光典很能幹，會說日語和閩南語。張家林回憶，劉光典很仗義，每次發現菜裏有肉片，他都會對張家林說：「小張，你吃。你身體不好。」

張家林記得有一次，他問劉光典：「你幹嘛來台灣？」劉光典回答：「我奉命。」聽他這麼一說，張家林心生敬意，知道劉光典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張家林的回憶為劉光典留下了最後的人生片段。劉玉平本想親自拜訪一下老先生，了解更多關於父親的信息。可惜那時張家林已經去世一年多了。

1959年，劉光典被台灣當局殺害於台北新店安坑刑場。臨刑前，國民黨為他拍了一張照片。「他被國民黨憲兵五花大綁地押赴刑場、即將走向死亡時的表情與神態，就如同結婚時和母親合影時一樣，自信而沉穩，頭微微地偏向右側。」...

2008年，劉玉平把搜集到的判決書和劉光典行刑前的照片，一併送到了父親的派出單位。看過這些材料後，單位領導才告訴他一個隱藏了50多年的秘密：1954年劉光典被捕後，曾有一個長相酷似劉光典的人到本局駐港機構門前散布反共言論，表示跟共產黨決裂。當時，許多認識劉光典的人都看到了這一幕，都以為劉光典叛變了。

魂歸故里

2002年前後，劉家姐弟從友人處得知，台灣當局成立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這個組織是專門負責對戒嚴時期遭受迫害者進行補償的政府機構。成立當年，補償金申請案就高達5000件。

劉家姐弟於是向該組織提交了賠償申請。劉玉平說，也許在取證的過程中，他們能發現更多關於父親的資料。

2006年，劉家姐弟終於接到了基金會寄來的決定。不出所料，基金會駁回了他們的申請。劉玉平說：「這個補償條例有一個規定：『罪大惡極的共匪不予賠償』。他們把我父親歸到這裡面了。」雖然沒有得到賠償，但如劉玉平所料，他們的確收穫不小。

台灣方面在辦理此案時，查閱了許多原始檔案，並在判決書中簡述了劉光典在台灣從事的地下活動。這是他們第一次從台灣官方渠道，獲得父親的信息。更令他們感到欣喜的是，在此期間父親劉光典的骨灰竟然被找到了。

2003年，在台灣島內各方人士的呼籲下，台灣當局決定將台北市郊的馬場町和六張犁闢為紀念公園。這兩處是當年行刑和埋葬受難者的地方。2003年春，為了重修六張犁的靈骨塔，有關部門向社會發出公告，請親屬暫時將塔內骨灰領走，待靈骨塔修好後再行安放。互助會的王錦松等人在骨灰名單中，發現了劉光典的名字。...

很快，王錦松將寫有劉光典名字的骨灰罈照片發了過來。看著照片，劉玉平百感交集。父親離家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剛剛1歲多的嬰兒，而今他已年過花甲，看到的卻是一個寫著父親名字的骨灰罈。

如今，他們將父親的骨灰分成兩半，一半留在已改建為「人民忠魂紀念公園」的台北六張犁，另一半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離家60多年的英雄烈士，終歸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