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官先生鄉野傳言

媚日賣國的敗類

德國自二次大戰戰敗之後，接受來自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對戰爭責任的審判和追究，肯定紐倫堡審判的歷史貢獻。自1960年代以後，德國朝野上下對於反省侵略歷史和戰爭責任，一直不遺餘力，布朗德、魏澤克、施洛德、莫多克、柯爾等德國歷屆總理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對戰爭時期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進行深切反省。德國國內一旦出現煽動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言行，就會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這種姿態和意識，也贏得了周邊國家與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信任與尊重。

據學者之研究，相比於德國，有四項原因，讓日本在戰爭責任問題

和歷史認識問題上，始終搖擺不定。一是日本的文化傳統、二是戰後知

識界的論爭、三是尋求政治大國身份和四是由左向右轉的社會思潮變化。
     在文化和社會心理方面，日本的集團主義心理和家族倫理傳統讓戰爭責任問題失去承受主體。文化人類學家們總結出日本人的“自我意識”觀念較為淡薄。「恥感文化 」、 「集團主義 」、「家族倫理」的這種意識，容易使得日本人將原本歸屬於自己的責任，推給集體、大家長或者帶領集團做出決斷的個人或是組織上。具體追究戰爭責任問題，經歷過戰爭的民眾認為帶領整個國家發動戰爭的是皇軍軍部和軍國主義分子，民眾是在集團主義和戰前天皇制的慫恿、威逼之下而參與其中的。而戰後成長的一代人則認為戰爭是父輩們盲從於時局而導致的，與他們沒有太大的關係。此外，關於戰爭的傷痛記憶，日本過於強調自身是「原爆被害者」，而刻意淡化先是加害者之事實。
    其次，戰敗初期，日本知識界曾討論過戰爭反省和戰爭責任問題，但最終卻形成了「一億人無責任」的戰爭認知說法。戰敗後不久，時任首相的東久邇就提出“一億總懺悔是我國建國的第一步”，於是，戰後知識界就“戰爭責任主體”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影響巨大。儘管學者山田耕作提出了“一億總戰犯”的觀點，認為日本全體國民都擺脫不了戰爭的罪責。然而，另一學者山根銀二則認為，戰爭是國家發動的，真正責任應該在日本帝國，戰爭中的國民也是受害者，不應該承擔戰爭責任。類似於山根的觀點在戰後初期的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許多人認為戰爭是集體行為，整個集體應具有戰爭責任，而具體到個人，則不具有戰爭責任。可見，在戰敗初期，日本國內就已經形成了“一億總無責”的觀點，這成為迴避、推卸戰爭責任的思想淵源。
    第三，在歷史認識和民族主義情緒方面，部分日本人認為戰爭責任與日本近代的發展路線密切相關，態度鮮明地承認戰爭責任意味著否定明治以來日本“富國強兵”的崛起史。由於戰後對侵略戰爭歷史的反省始終不徹底，使得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許多人士，將近代日本的崛起與發動的對外戰爭聯繫起來，認為日本對外戰爭是為了適應弱肉強食時局而作出的選擇，並把自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所進行的軍事行動看成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幫助東亞各國趕走“白種人”的“義舉”，在他們看來，承認戰爭責任意味著對日本明治維新道路的背叛。
    第四，日本保守政客為追求政治大國身份，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始終表現出搖擺不定的姿態。戰後初期，日本在美軍佔領下進行了一系列清除軍國主義的民主化改革，並接受東京戰犯審判。1950、60年代日本國內左翼運動的發展，關於戰爭責任和侵略罪責，確實做過一系列的討論與反省。但是美國自韓戰後，由削弱日本轉向扶持日本，日本實現軍備重整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政治體制重建。包括岸信介在內的許多擔任過軍國主義政府官員的右派再次走向政壇，並逐漸影響日本的政治與社會。隨著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政治大國路線被提上日程，岸信介、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小泉純一郎等歷屆總理為了實現“戰後政治總決算”，力圖卸下戰爭責任的“包袱”，為日本的軍事化、修憲道路清除障礙。因此，戰爭責任問題，就始終與當前日本的政治大國路線緊密結合。
    此外，近年來由於日本社會思潮日趨保守化，右傾的政治家和媒體利用尖閣群島、東海經濟海域爭端不斷渲染周邊鄰國所帶來的威脅，以此來煽動國民，鮮明地承認戰爭責任反而在日本輿論界得不到太多支持。在戰敗六十年之際，《讀賣新聞》的輿論調查中，有45%的民眾沒有感到日本對亞洲國家人民帶來過災難，因而接受日本「不負有罪責 」。1995年李登輝對專門研究“現代中國學”的中島嶺雄說：“......村山首相為何要對50年前的戰爭之類的事情道歉呢？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與此相比對日本而言，更重要的應該是擁有作為亞洲的領導者面向未來的明確視野吧！”[《再論“台獨”》P.19]他希望“日本可以更強勢”[P.192]，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充分發揮其潛力。

一個對歷史罪惡不願認罪懺悔的國家，對於未來走上侵略之路是沒有免疫力的。日本對其二戰侵略罪行如果沒有正確的認識，如果不能從思想上徹底與侵略的歷史決裂，就不可能得到受害國和世界人民的諒解和尊重，那麼它最終也不能成為所追求的政治大國。如果日本執迷不悟，復活軍國主義，那麼它必將又一次成為戰爭的發動者，最終受害的依舊是日本人民。日本的歷史，正如日本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像這樣沒有間斷地從戰爭走向戰爭的國家，近代世界歷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國。」美國學者也指出， 「日本從來不具有令人信服的和平主義。作為一個國家，它從來言行不一。」用這兩段話概括日本的近現代史並不為過。

李登輝接受日本《沖繩時報》專訪時稱，釣魚島屬於沖繩，因此是日本的領土，中國無權對釣魚島提出主權要求。並說，他任“總統”時就指示軍方要特別注意（釣魚島），不要侵犯日本領空（領土）。
        李登輝稱釣魚島主權屬於日本的言論,引起了海內外輿論和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和抗議。親民黨臺北縣議員保釣大將金介壽指出，李登輝說釣魚島是日本領土，“這是李登輝為漢奸的鐵證”。
        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位於中國東海大陸棚架的東部邊緣，在地質結構上是附屬於臺灣的大陸棚島嶼。釣魚島靠臺灣東北120海里處，西東距中國大陸和日本沖繩各約200海里，與沖繩群島之間隔有一條2000多米深的海溝。釣魚島歸臺灣省宜蘭縣管轄, 臺灣、福建等地漁民一直到島上從事捕魚等生產活動。
         明朝永樂年間（公元前1403——1424年）出版的《順風相送》一書就有關於釣魚島的記載，比琉球人古賀辰四郎自稱1884年發現釣魚島要早400多年。日本1783年和1785年出版的標有琉球群島王國疆界的地圖上，釣魚島屬於清朝領土。
          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把臺灣及所附屬各島嶼割讓給日本，以後日本才有“尖閣群島”（即釣魚島）之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占領日本，美、日背著中國，非法簽訂《舊金山和約》，雖載明日本放棄對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但錯誤地把日本所竊取的釣魚島，歸在美國托管的琉球管轄區內。1971年美國單方面聲明，擬將釣魚島主權交給日本，於是一個保衛釣魚島主權運動在臺灣及美國展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出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美國將其交給日本是非法的、無效的。臺灣“外交部”也要求美國政府採取措施加以解決。最後，美國國務院不得不發表聲明，釣魚島主權有待臺日協商解決。
         由此可見，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而李登輝公然聲稱釣魚島屬於沖繩，是日本領土。這就使李登輝那副媚日賣國的嘴臉暴露無遺。
         李登輝自幼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自稱“22歲前是日本人”，當過日本皇軍砲兵中尉。他對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頂禮膜拜，說“殖民時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鼓吹“要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估”。他從不稱日本侵略戰爭，而稱“大東亞戰爭”，不稱南京大屠殺，而稱“南京事件”，他說“日本雖曾發動大東亞戰爭，但已結束50年，如今仍要提及往事，可謂於事無補，村山首相何必對50年前的戰爭之類的事情道歉呢？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與此相比，對日本而言更重要的應該是擁有作為亞洲的領導者面向未來的明確視野。”，“中國一再提及此事，就是為了拿錢。”李登輝這種混淆視聽的混蛋言論，完全是以日本“皇民”，“日本皇軍”身份，站在日本軍國主義立場上，為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侵略罪行辯護，呼應日本極右派勢力重整軍備，放棄和平憲法的意圖。難怪日本《郵報周刊》曾經說“李登輝比現在的日本人還更有日本人的心情”。李登輝不僅完全喪失了民族自尊和氣節，淪為媚日賣國的敗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