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官先生鄉野傳言

我的姊姊林昭

林昭和我是嫡親姊妹。她原名彭令昭，父親給她取名令昭是要她效學班昭。她起先用林昭為筆名，後來才正式改名為林昭。母親為此感到很不高興，認為這是姊姊與家庭疏遠的一種表現。

姊姊是長女，有一段時間家中只有她一個孩子，即使父親喜歡男孩，姊姊還是得到許多優惠和專利。加之她天資聰慧，對文學有特殊的穎悟力，很小就投稿，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曾有類似“神童”的稱號。另外她身體嬌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親曾告訴我，姊姊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氣得只會哭。反正她是家中一個“寵壞”的孩子。我和姊姊都喜愛文學，但有不同的偏愛，她喜歡魯迅，我喜歡巴金；她喜歡馬雅可夫斯基，我喜歡萊蒙托夫；她喜歡狄更斯的《雙城記》，我喜歡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她喜歡華彥均的《二泉印月》，我喜歡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她喜歡杜甫，而我則喜歡李白。她喜歡哭，她的哭是撒嬌，是憤怒，是發泄，並不一定是悲哀。我極少哭，特別是經歷過種種塵世磨難後，我既沒有眼淚，也體驗不出哭的感情。我認為哭只能表達原始的悲哀，我的淚，流向心靈的深處。

姊姊有強烈的正義感，鬥爭性強，有熾熱的愛，也有或許是過分的恨。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姊姊在蘇州景海中學高中畢業，那時她17歲。父母親理所當然地要她進大學，她卻暗自去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錄取後姊姊堅持要去，母親則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姊姊起來整理了一個小包裹。我當時和她同住一個房間，就問她，你做什麼？她說，不許響﹗然後她從窗格柵欄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從前門出去到我們住的房間中間還有一條夾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門晚上閂上門閂，不熟悉的話很難離開。等她正在夾弄裡摸索的時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裡的老褓姆王媽。我說快去告訴母親，否則明天她會非常生氣的。王媽立即去了，母親馬上趕了出來，此時姊姊還未打開大門。於是母親把她“捉”了回來，對她說，明天早上再談。姊姊回到房裡大發脾氣，把我和王媽罵得狗血噴頭。

事情並未了結，第二天姊姊仍執意要走，母親堅決不許，於是形成僵局。最後母親傷感地說，蘋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話，以後你就不要再回來了。姊姊毫不猶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來好了。這一下母親生氣了，說你口說無憑，立下契約，今後一去，恩斷義絕，以後“活不來往，死不弔孝”。姊姊說，好，我就寫。姊姊隨即拿起筆來一揮而就。她到底寫的什麼，我沒有看到。接著她拿起包裹，揚長而去。母親呆呆地好幾天沒有講幾句話。姊姊去後，大概有兩三年與家裡不通音訊，似乎真的斷絕了關係。到後來，蘇南新專的教務長羅列曾到我家和我母親談了不少時候。事後母親很生氣，因為姊姊填表時，在家庭成分這一欄裡填了“反動官僚”。

以後，姊姊又考進了北京大學新聞系。

姊姊進入北大後一度很受人注目。她當了《紅樓》編委，又是游國恩教授的得意門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轉到中文系，因為她的文學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裡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來，給我留下較好的回憶。有一天，她給我看一首名為《無題》的詩，我看後說，有感而發，你似乎愛上了什麼人。她笑著說，小鬼丫頭，你怎麼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講來聽聽。她說，我在舞會上遇到他，他很注意儀表，舉止瀟洒。那天，我很隨便地頭戴一個由野花編成的花環，頻頻起舞。他請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幾天，我在未名湖冰場上走，他在後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過頭去和他打招呼。我對姊姊說，要是我，就不回頭，看他怎樣？她說，反正我想他是有意的。後來在《紅樓》編委會上發現他也是編委之一，另一編委是山東人，對我很感興趣，老是纏著我講這講那，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們交個朋友吧。我說，我們是朋友呀，他堅持要和我做進一步的朋友。我說不大感興趣。他又說，你不妨培養一下這種興趣…….《紅樓》編委張元勳等貼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是時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張元勳因涉及“七人集團”欲往英國代辦處政治避難而以參加反革命集團被捕。到“文革”時期，姊姊在上海因事被捕，張元勳曾以姊姊男朋友身份來上海提籃橋監獄探監。後來姊姊被“鎮壓” 後，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說他是逃犯。我認為張對姊姊一往情深，而姊姊可能不大欣賞他的風度。

姊姊成為“右派”的詳情，我不十分了解。她主要是支持張元勳他們的那張大字報。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論壇”上宣揚“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當然還有不少理論觀點。據說她並未劃為“極右分子”。北大新聞系後來併到人民大學。合併前姊姊在北大苗圃勞動，一度與譚天榮在一起，他們感情不錯，姊姊稱譚為小弟。後來譚天榮也被逮捕了。平反後譚在蘭州大學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姊姊到人民大學後在資料室勞動，與王前同在一室。後來在學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歲參加部隊，在四川參加過土改，隨後南下，在軍隊中成長，以後保送到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習。在特定的環境下他和姊姊相處得非常投機，組織上警告他們不要來往，他們非但不聽，反而計劃要結婚。組織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勞改農場，他以後歷盡艱難從新疆回到北京，那時姊姊早已被“鎮壓”了。一直到“四人幫”倒台，姊姊平反後，在北京開了一次追悼會，甘粹在會上唱了一曲林昭譜寫的歌曲《你在哪裡》，粗獷的歌聲傾訴了他所有的感情。張元勳會後對我說，林昭這首歌是寫給譚天榮的。

姊姊在北京勞教了兩年多，因支氣管擴張，經常咯血，母親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養病。母親常為此後悔，說如果讓姊姊留在北京或者不會出事，我卻認為像姊姊的個性，任何地方都一樣，她的結局是不會改變的。

姊姊不論在劃了“右派”之前還是之後，她的思想是不變的。她是一個革命極端主義者，沒有中間道路，沒有妥協，沒有調和，“不自由，毋寧死”。她的志向是要改變社會，改變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變人的思想意識，即使她的思維邏輯並不完全合理，但她認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爭議之處，她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姊姊回上海不久，她在復興公園遇到蘭州大學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為觀點相似，往來頻繁，以致後來被稱之為是個“集團”。他們認為對彭德懷的處理不公，對大躍進造成的破壞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嚴重的錯誤，因未被公允處理而強烈不平。對南斯拉夫被稱之為修正主義，認為是莫須有的罪名。這些觀點，他們寫成信件寄去北京有關方面。他們似乎並未考慮到事情有複雜性，只以為陳述自己的意見是正常的行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派人去蘇州將姊姊逮捕。

那時，父親和母親已經分居，父親住在蘇州，各有房子，姊姊在母親家裡。逮捕的那天，姊姊正在母親的房內。公安人員進來進行了搜查，把罐頭都打開來看，姊姊譏諷道︰如果我有能耐將情報藏在罐頭裡，我今天也不會在這裡了。恰好這時父親闖了進來，他立即變了臉色，口中喃喃地說，我們家完了，我們家完了﹗說著踉蹌離去。不到一個月，我父親自殺身亡。

姊姊逮捕後認罪態度惡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則各為7年和13年。事實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參與者，只因為她的態度是抗拒的。

1962年，姊姊因病保外就醫，我和母親去靜安分局接她。她帶了一只小包裹出來，一見我們立即往回走，並說我不回去。當時分局的人都很驚訝，大概從來沒有見過有人不願回家的。在分局的門房內折騰了半天，姊姊對母親說，你怎麼這樣天真，他們放我出去仍要抓我進來的，何必多此一舉。後來公安人員說，你們想法把她帶走就是了。但姊姊拖住了桌子腿執意不走，我和母親根本拉她不動。最後由母親請一位朋友家裡的花匠來，硬把她按上三輪車載回家裡。

姊姊保外後，情緒漸見好轉，很喜歡講話。總是要告訴我們獄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們都不想聽，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姊姊偏要說，她說，哎，你們要不要看“雜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銬了一百八十天，我給你們表演一下，反銬了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臉、吃飯和大小便。母親說不要瞎說。姊姊說，真可惜你們不要看我表演，因而喪失了一個機會理解二十世紀的一種特殊生活模式。她說著，空氣似乎凝結了，我們都無言。

這時候，姊姊和母親常常發生齟齬，有時為了生活細節，有時也為了經濟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親數落了姊姊幾句，姊姊說，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說完就往外跑。母親馬上對我說，快跟著她﹗於是我立即追著她下樓，追上了她，說什麼她也不肯回來。我最後只能說，姊姊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還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時候，她才慢慢地走回來。

母親很自信，總認為姊姊在她身邊不會出事，於是把姊姊帶回了蘇州。在蘇州她遇到了另外兩位“右派”，由於姊姊對“右派”有深切感情，她與他們立即引為知音，演出了一場什麼戲劇我並不清楚，1962年年底姊姊再度入獄。以後，姊姊被囚於上海提籃橋監獄。但是我們不被允許去探監。有一次一位與姊姊同禁於一囚室的人釋放出來，找到我們說了些姊姊的情況，說她身體虛弱，經常咯血，但還絕食抗議，割破血管或用針刺出血寫血書，她處處與監獄管理人對立，態度強硬，看樣子凶多吉少。

我最後見到姊姊是在1966年年底，那時“文革”已開始，母親已被批判，編入“學習班”。我接到監獄接見通知後，因沒有錢，不能買姊姊要的全部東西。去見的日子正逢全市大遊行，全市公共車輛停駛，我從早晨8時出發，走了5個多小時，才看到提籃橋監獄灰色的牆。

我遞上了接見通知，那門房警衛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後讓我進去排隊。那鐵絲網分隔著家屬和犯人，看守檢查著送去的東西，我站在那裡茫茫地等待。許多比我晚來的家屬都已走了，只有一條長凳上坐著我一個在那裡，我實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記了我還沒吃中飯。到夕陽的最後一道餘輝閃耀的時候，一個監獄人員走過，我就問道，還要等很多時候嗎？他沒有正視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還得等﹗難道等待就是我生活的主題嗎？我想起了小時候看過《基督山恩仇記》，我特別欣賞它的結束語︰“在上帝揭露人類的未來以前，人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兩個詞裡邊︰‘等待’和‘希望’。”然而無窮無盡的等待是難以忍受的。

最後，當所有的家屬都已走光，犯人們也都回到監獄，姊姊出來了。她渾身縞素，上穿白襯衣，下穿用白被單做成的白長裙，她的長髮從頭頂部紮起一把拖在一邊，就像京戲中旦角受刑時的打扮；另外，在她的額頭用一塊白布條圍住，上用血寫了一個“冤”字。她慢慢地走了出來。我懂得了為什麼我得等到最後一個接見。隔著鐵絲網，我輕聲叫了一聲姊姊。她說，怎麼媽媽沒有來？

她已經開始不高興了。我說她在蘇州不能來。她說你帶來些什麼東西，我要的席呢？我說我沒有錢買。她說，哼，母親不在，你就用不著來看我。說完轉身就往回跑，甚至看也沒看我一眼。我把旅行袋交給了看守，仍呆呆地坐在那裡。我不知道後來自己是怎麼走回去的。我沒想到這是我們姊妹一場最後一次的見面，而且她還生我的氣，她還不知外面文化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展開。

1968年5月1日，我從鄉下回滬休假。下午二時左右，我聽到有人在樓下叫母親的名字，我就開門出去，上來一位公安人員，他問是林昭家屬嗎？收五分錢子彈費。母親問什麼？我非常冷靜地從抽屜裡拿出五分錢給他。當母親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後立即暈厥過去。

姊姊罹難後，我們沒有見過判決書，也未看到任何公開審判告示貼出，像當時一般判死刑犯人一樣。大概半個月後，母親的一個學生黃雪文，要我有空去他家一次，他住在虹口區離提籃橋不遠。我去後，他告訴我在他家附近一條街道的電線木桿上貼著有關林昭的判決。他說，你如果要去看的話，到天黑了帶一只電筒去，不過得小心。我又緊張又焦慮地找了許多時候，終於在那不受人注意的電線木桿上找到了那“非正式”的宣判，那種打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語句，讀來很吃力。在幽暗的電筒光下，我背下了判決書。我的心沉沉的，正如死一般寂靜的夜晚。

打倒“四人幫” 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歷史的審判》，其中有一段關於林昭的記載，成為林昭平反的序曲，應該感謝陸拂為先生給穆青先生提供了材料。此後陳偉斯先生在上海《民主與法制》上寫了一篇《林昭之死》的文章。不久後上海靜安區法院開始對林昭案件清查。其間我曾去提籃橋監獄訪問過監獄醫生，他曾一度為林昭而受過處分。我向他了解的一些情況均屬第一手材料，包括姊姊在世的最後幾天，以及從病床到刑場，還有姊姊在臨刑前監獄內開的審判會的情景和龍華執行時見證人所說的，這一些我都不想說也不忍說了。

姊姊已去世30年了。我經常在夢中見到她，見到她不高興的樣子，醒來總覺得無限的傷痛。我既不能捍衛她的信仰，繼承她的寫作能力，即令寫一篇有關她的文章大概也不會使她滿意。她的淳正樸實對真理的追求，她的真摯熾熱的愛和恨，她的不屈不撓執著的信念，還有她毫不妥協的犧牲精神，或許正是這偉大而可悲的時代所缺少的應有的品格罷。林昭的道路也許將湮沒於下一世紀的曙光中，我希望年輕的一代不再承受林昭的種種痛苦與磨難。新世紀的寵兒們，當你們沐浴於陽光燦爛、歡樂充盈的新時代，是否會留下神聖的一角來悼念林昭“未完成”的傑作呢？

我如今在異國求生存，中年從零開始另一種生活和職業是很艱苦的。我仍有我難言的痛苦，沒有歸屬的空虛，但我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平庸之輩和失敗者，甚至還不甘心像褚威格那樣留下“遺書”，我的最終一切有賴超自然的控制。相見則是緣，能成為親姊妹當然更是緣分。不過我不相信來世，就像歌德說過的，如果是幸福、快樂的一生，此生已足；要是痛苦、坎坷的一生，又何必再來？幽冥異路，我和林昭姊妹一場也就從此終止了。深深的遺憾也難以彌補，淡淡的歡樂已不再復現。

一切認識林昭的人，請在你們繁忙的生活中留下幾分鐘來悼念她吧，她是愛你們的，這種愛，甚至遠遠超過我們姊妹之情。在我失去姊姊後，感謝你們把我當作你們自己的妹妹一樣。當我第一次聽到姊姊的新專同學陳祥蓀對我說，令範，林昭已不在，而你是我們大家的妹妹。我聽了是很感動的。

無論生活多麼不公正，無論人性多麼險惡，那一道人性至善，充滿希望的聖光永遠存在。

姊姊，安息吧﹗

我的姊姊林昭

彭令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