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官先生鄉野傳言

林昭悲劇

柳萌：從林昭悲劇看中共這個嗜血集團的劣迹
(博訊2006年4月30日)

 1968年，“十年浩劫”的巔峰年，“清理階級隊伍”席捲神州，血色恐怖籠罩大地。其時我雖曾叩開過地府之門竟被閻王老兒趕了回來，然而和我同時考入北京大學的蘇州同鄉彭令昭即林昭，卻遭摧折魂歸了離恨天，是日4月29。

已經三十多年了，這位烈女子的事迹和精神尚被有司淡化和忘卻著。林昭的苦難始自右派帽子。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的校史陳列室內仍只字未提反右，倘沒掀起過反右運動，林昭怎會被戴帽──監督勞動──坐牢──遭槍決！在百年校慶時出版的編年史式的《北京大學紀事》中，說反右只進行到1958年1月，共抓了699個右派。都過去四十年了還要少報右派人數、壓低右派比例。且不說到該年1月是否已遠越過了700大關， 1月底以後北大可仍毫不停步地在劃著右派，我和周圍一些同學就是在那以後被戴的帽，雖然1958年1月即將被貶的校黨委書記奉命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代表党承諾過“反右到此結束，今後一個不抓”。長袖善舞的“陽謀”家們一向出爾反爾。他們更不敢提及，那場暴戾的反右，直接和間接殺死了多少北大人。第一個貼出〈胡風絕不是反革命〉大字報的劉奇弟，和林昭同年級的物理系學生，戴帽後在1961年遭吊打凍餓而瘐斃獄中，是較早的遇害者之一吧。林昭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北大學子的代表，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北大人的驕傲。即使1957年以後，即使在“文革”期間，魑魅魍魎橫行時林昭也沒有不說話。鉗制住知識份子的嘴巴，首先是青年學生的嘴巴，中國就只剩下萬歲聲了。嘴巴堵不住就處以棄市！(博訊 **********)

在長達八年的牢獄生活中，林昭進行了十分慘烈的抗爭，用她那柔弱之軀猛烈地撞擊著牢籠的黑暗，正義和邪惡間鬥爭的劇烈程度遠非外人所能想像。僅舉一例：林昭曾被二副手銬交叉背銬達半年之久！“從未爲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一副。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獄警叫囂“我不制服你這黃毛丫頭我們就不相信！”林昭在獄中“備遭摧折，屢被非刑；百般慘毒，瀕絕者數！”但她的鬥志卻更形高昂。除了殘留的林昭日記、信函外，感謝林昭的胞妹彭令範女士、同學張元勳先生，錄下了林昭獄中抗爭的點滴，使世人得窺一斑，或可推知全豹吧。誠如1978年5月4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撰寫的社論所說：“他們採取了野蠻的蒙昧主義和暴力鎮壓手段來踐踏科學與民主。……他們完全是一群野獸，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蠻的暴力鎮壓手段，全部拿來對待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精華。”

林昭入獄前的書信和寫作，以及在獄中墨寫和血寫的文字，尤其是用鮮血和髮卡主要書寫在撕開的白被單條上的數十萬字的上書、進言、聲明、論述、詩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獄之花〉、〈提籃橋的黎明〉、〈思想日記〉等等，無不高歌著還我人權、還我自由。林昭以血作墨，手臂上滿布了取血的切口，以記錄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鬥爭，付諸後人，爲我民族。她的最後文稿是：〈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坐穿牢底血寫數十萬抗爭文字，古今中外是否絕無僅有？如果那些文稿還存留於世，相當部分也仍被鎖在了有關部門的鐵櫃之中。據說林昭的專案材料有一房間，其中的四大箱甚至講要絕密封存五十年。現在人們雖只看到些殘缺不全的劫後餘物，那個“大寫的人”也已巍然站立於前。激揚文字搏擊專制，“不自由，毋寧死”的浩然正氣誠力透紙背，高山仰止令人肅然起敬。

反右前林昭就在《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北大校內刊物等處發表過不少詩作。在獄中她更書寫了很多今體、古體的悲憤詩和明志詩，例如：“啊，大地／祖國的大地，／你的苦難，可有盡期？／在無聲的夜裏，／我聽見你沈重的歎息。／你爲什麽這樣衰弱，／爲什麽這樣缺乏生機？／爲什麽你血淚成河？／爲什麽你常遭亂離？／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竟永遠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對這些問題她回答和感歎道：“狐鼠縱橫山嶽老，脂膏滴瀝稻粱貧。”、“劫裏芳華不成春，秋風秋雨愁煞人！”、“憂樂蒼生夙願真，壯懷激烈照天陳。／吞氈誰復思侯漢，蹈海我終不帝秦。”、“祗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林昭進一步高義明志“愁不能輟，憤不忍說／節不允改，志不可奪／書憤瀝血，明志絕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鐵／自由無價，年命有涯／寧爲玉碎，以殉中華”！這些詩句雖不是引自林昭妹妹的文章，但它們是切合林昭的思想軌迹的：“枉言正道是滄桑”、“蹈海我終不帝秦”！自己雖已命如遊絲卻仍心宇浩茫思祖國悲人民，那氣吞山河的愛國主義之激情，那攝魂奪魄的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之誓語，詩中的“帝王”能不害怕？人言燕趙多慷慨之士，弱女子林昭卻以她的吳儂軟語唱出了黃鐘大呂。且聽她另一首用血寫的詩作“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裏，／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迹，／誰能抹得去？”以血明志，熱愛祖國，憂懷蒼生，悲憤交加呼天搶地，這境界當已高過關漢卿的“枉作天，難爲地”之責問了吧。在萬馬齊喑的可悲時期發出如此鏗鏘之聲的能有幾人，真個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爲我中華文明！若把林昭比竇娥，義沖雲霄的浩然之氣豈竇娥血濺白綾之冤氣可以比擬。

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當年和林昭同在中文系新聞專業，但低了二級）在評論他的充滿理想主義的學姊時，稱頌她是受難的殉道的聖女。確是，在林昭的血書中一方面沸騰著青春熱血的激情反抗，同時也沈積了深邃透徹的理性思考。例如，林昭提出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林昭設問“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即使在中國這麽一片深厚的中世紀的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爲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定要訴諸流血呢？”她的回答是“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權力去建立”。於是，我們在顧准之外看到了另一位先驅者，戴著右派帽子的顧准比林昭晚6年被迫害致死。先驅者在身受空前的暴力摧殘之時，卻反對以暴易暴。爲了全民族能獲得完整的自由，林昭把自己的血獻在了祭壇上，但是她不希望別人再流血。這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偉大的思想價值呵。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說法，“這是有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一點基督精神”的，她把自己稱作“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

我們這個國家昨天今天明天直至長遠，需要壯士烈女，需要刺殺吳王僚的勇士專諸，需要起兵蘇州帶走八千子弟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需要擊鼓抗金的梁紅玉，需要抗擊權奸“九千歲”的“五人墓”中的義士，需要奔走呼號反抗清王朝的顧炎武，更需要“大陸青春代自由戰士”（林昭自稱）的林昭。因爲“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産生震撼靈魂的效果”（巴金語）。林昭清楚她面對的是殘暴的鎮壓機器，她曾向探監的母親說過“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我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中！”但她“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萬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會被擊碎的！”是的，頑石是能夠被擊碎的，君不見朱元璋、在蘇州稱王的張士誠、還有李自成、洪秀全，這些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頑石，不是或子孫或本人就轟然倒塌了麽，因爲他們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若儘是膽小謹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衆生，倘遍佈歌功頌德趨炎附勢寡廉鮮恥吮癰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這個民族早就趴下了。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校園裏出現了全國第一批幫助黨“除三害”的大字報，其中沈澤宜和張元勳合作的政治詩〈是時候了〉吹響了“五一九運動”的號角。在這之前，林昭是個熱愛共產黨的用功學生。她不像譚天榮、劉奇弟、張元勳那樣尖銳，林昭和我們這些後劃的右派分子都有一個認識過程，這也是個“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過程。開始時我們接觸到那些從未聽到過從未看到過的話語，震撼得靈魂出竅，陽光下竟還存在著如許陰影和醜惡，叫人不得不去思考。不過對劉奇弟的揚白幡以招魂等過激形式，當時我實難接受、甚爲反感。很快地，周圍一些朝夕相處的同學受到了相當粗暴的很不講理的批鬥，他們被說成了別有用心，這叫我們難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說“我們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麽又勃然大怒了呢？”還沒容我等緩過氣來，那些同學就被說成了敵人，敵人可不是鬧著玩的，怎不叫人發急，林昭的日記上出現了“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麽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我們的日記上記的都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鋒日記》那樣是寫給別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學說錯了話，年青人犯錯誤上帝也原諒的，爲什麽我們偉大的黨對“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如此往死裏整，世界之大就容他們不得？

在我們自己被劃爲右派分子之前，我們的主要“問題”是爲被劃者爭發言權，不贊成那種蠻橫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的圍攻群鬥。毛主席不是說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嗎，不是講毒草只有讓它放出來才能鋤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嗎，爲什麽不讓人家講話？不是講他老人家也有幾個右派朋友嗎，怎麽我們一接觸右派同學就是立場問題？《人民日報》6月10日社論〈工人說話了〉，工人當然可以說話，但我們學生也可以說話呀，而且老實講一般工人說不出那樣的話來，顯由他人捉刀……。這些話很快就沒法公開說了，只能寫在日記上，或私下裏發發牢騷。它們是否被告密，不得而知，反正整個反右運動是黑幕操作。

於是，我們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學張玲所言“不識水性卻膽敢弄潮，立即陷於沒頂”。此時，林昭給妹妹的信中說：“當我加冕成爲‘右派’後，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爲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繫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還慘……”。我沒有在林昭妹妹的回憶文章中看到過這封信，我相信它是林昭的親筆，即使爲他人冒作，那也確切地表述了我當時的心情。我也産生過和林昭相似的自殺之心，是我那不識字的媽媽用她溫暖的雙手拉住了我，使我推遲了十年才付諸行動。戴帽以後，我這個鬚眉濁物甚爲慚愧，遠不如林昭那樣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許畢竟我原是學生團總支書記，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驟然重擊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鋪天蓋地，泰山壓頂，時時處處人人都在聲討著右派的狼子野心，報紙廣播大字報所有的媒體都在述說著右派得逞將臨亡黨亡國吃二遍苦受二層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觀上幫助了社會上的右派？無休無止的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還有反省、檢查、交代、認罪，我是否也確實錯了？既然不死，總得給極度躁動的靈魂找個安頓。雖然我覺得即使是同學中的“極右分子”，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我只得用“不瞭解情況”來糊弄自己。至於對我自己，始終覺得自己是共產黨的基本群衆，絕不可能反黨。我怎麽來欺騙自己呢？只得強按下良心的抗爭，用組織性來壓服自己。組織上把我劃爲右派，總是有它的道理的。於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憐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喪父，父親過世時是個不識字的工人，壓根兒沒見過祖父，升斗小民更不會寫有什麽家史，除了聽說祖父是小學堂打鐘人外不知道其他情況），可是挖來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黨的緣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導的行動啊，老天爺你幫我製造製造吧！不說了吧，這是寫紀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給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後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歷程，以作參照。長歌當哭，以祭林昭。

林昭是受難的聖女，劉奇弟等人的遭遇也十分慘烈。在遭看押前劉奇弟曾說過“我是遵照著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任何勉強的分析都將是教條和生硬的”。也許是老天爺沒有假劉奇弟以時日，也許是學物理的人稍欠文才，劉奇弟的遺作寥若晨星，叫人如何宣揚他。更主要的是否是，劉奇弟的同學也都是學物理者，也許是不會寫、不敢寫、甚至是不願寫、不肯寫出什麽來。陳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說過大意如下的話，理、法二院對老北大可能意義更形重大，但是出盡風采的是文學院和文科師生。我無意貶抑林昭的高大形象，不過出於同一緣由進行了殊死鬥爭而走上不歸路的北大右派學子尚有多人，他們同樣值得憑弔。安息吧，我的苦難的右派兄弟姊妹。中國知識份子是否一向命蹇時乖？主體雖是工農，誰來宣傳、鼓動、組織、領導工農？井崗山時期打過“AB團”，槍殺了大批自己人，連胡耀邦都雖未死也脫了一層皮，他自己說原是個“小胖子”身心交瘁就此被整成了“小瘦子”。延安時期更是主要針對青年知識份子發動了“搶救”運動，多達80％的投奔革命者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韋君宜在她的《思痛錄》中記述說她和她老公楊述差一點兒就送了命。不幸的是，後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長的楊述，反右期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工作組組長，楊組長劃定了多少北大右派？筆者則是楊組長親筆劃定的最後一個右派，黑名單上緊挨著我的下一同學，倖免于難沒被戴上右派帽子，二十一年後戴上了院士帽子。楊述先生的手上是否沾有劉奇弟的血迹？作爲過來人，他真的認爲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要反黨？爲虎作倀的楊先生自要負責。然而他又能負多大的責任？至少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那部機器的操作者之一，投人者不往裏投人，自己將被投入。悲哉，中國知識份子。

我總認爲，倘若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受到了遏制，就不可能肆無忌憚地在1958年推行大煉鋼鐵、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也不會導致1959年以指定彭德懷、張聞天等黨內功臣爲反黨分子起始的反右傾整肅，並加劇了1958年已經開始的饑荒。三年的全國大饑荒，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據李銳在其《廬山會議實錄》（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頁所提供的資料，當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內中國的人口淨減了五千三百萬，即使不考慮那之前的高出生率，全國餓死了多少萬人！饑荒尚未完全結束，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勉強檢討話音方落，又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被反復強調成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然後是“四清”、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接著響起了以批“海瑞罷官”爲領唱的一片批判聲，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終致暴發了“無髪（法）無天”的十年“大革文化命”。這一切，難道不都是反右派運動的必然延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沒有稍停過。1957年以前的事情，也許可矯用鞏固新政權之需來解釋，不過思想領域的批判尚只限於高層知識份子，而且沒有忘記第一個五年計劃制訂的經濟建設。1957年，批判的武器終於蛻變爲武器的批判，露出了崢嶸。意味深長的是，彭德懷元帥在1957年是堅決主張反右派的；1958年則由其主持鬥出了以粟裕大將和另一位國防部副部長爲首的“反黨宗派集團”，並迫使劉伯承元帥挂印而去；一年後他自己竟也落到了十分悲慘的境地。這也從另一側面證實了林昭的先驗“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

其實在1957年之前，1955年的反胡風集團及其延伸“肅反”運動，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對特定人群作了“反右”式演習，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指鹿爲馬、無中生有等等十八般武藝都搬出來操練了一番，以備二年後使用。我們在北大也經歷了“肅反”，但它沒有傷及北大元氣，畢竟這裏不是作家協會或政府機構，學生們的年齡也夠不上當“胡風分子”或“舊政府人員”。中國知識份子往往以山野之心度廟堂之腹，無能無奈而且輕信。1957年春，我們聽到了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傳達，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新概念，強調了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早在1956年4月已提出文藝上要百花齊放，學術上要百家爭鳴）以及（中共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方針。它也是個助黨整風的動員報告。於是引發了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雖然同在1957年2月已密令各級黨委要密切注意知識份子的動向。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說，鑒於執政黨內某些人的表現，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法是和風細雨。於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各個部門竭盡全力要人“鳴放”。4月30日到5月中旬，毛澤東還親自多次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號召他們對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大膽提出批評建議，以幫助黨整風。於是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北大學子無不歡欣鼓舞，早就模糊了“肅反”情景，躍躍欲試著回應黨的號召。誰知，距2月27日不到3個月的5月15日，毛澤東就下達了“發給黨內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首現了中國式“右派”稱呼，並說“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倡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倡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倡狂，對於我們越有利。”5月18日周揚即按此文佈置了文藝界的反右。教育界更是在劫難逃，北大則首當其衝。陷阱已經挖好，虛“席”以待，就等著5月19日北大的傻小子們來跳了。林昭雖沒有立即跳進去，但是陰森的“陽謀”仍在繼續著，她在良心的軀使下終於跳了下去，並且送了命。

“引蛇出洞”後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再發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刊出毛澤東起草的〈這是爲什麽〉，正式向全國發佈了攻擊右派的號令。至於6月19日公開發表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通篇的主旨已和早先大相逕廷，加進了判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出現了引蛇出洞、“陽謀”等等說法。7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毛澤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公然聲言反右派是搞了“陽謀”，“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這就是“反右”和包括“肅反”在內的1957年以前歷次運動的不同之處，耍了“陽謀”！

據說北大當年有八千人員，不管是抓了699個右派也罷，是抓了1500個右派也好，都已超過了毛澤東原先規定的5％的右派比例。這些右派分子到“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偉大領袖殯天後的1979年都獲得了平反。不是“摘帽”是“平反”，或曰“改正”，也即北大黨組織承認當年搞錯了，全錯了。其實全國又何嘗不是如此。但是死者已不能復生，逝去的青春也不再回來，還有風氣的惡化，誠信的缺失，良心的扭曲，道德的淪喪，人心的崩潰，……，豈一紙改正書能夠挽回。林昭這樣的棟梁之材則被奪去了爲國效力的生命。更爲莫名的是，一個個右派分子雖說是抓錯了，但是反右派運動仍是正確的！還有比這更荒唐更可怕的說法嗎。可怕之處在於，倘若肉食者們再搞個什麽運動，隔了多少年後繼承人也是給苟活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家屬一紙改正書，輕描淡寫豈不又是什麽事也沒有了！八國聯軍、侵華日寇、反右派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傷害北大最烈的四大事件？可憐的北大。隱藏並篡改自己的歷史，更是和最高學府的地位及作用極不相稱，可悲的北大。文天祥稱頌過秉筆直書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如今的北大呢？都即將進入21世紀了，用董狐那樣的筆“實錄”下百年校史，不見得一定會像成百上千年前的封建“史官”般送命吧。至少是不能造假。史實有道是薪火相傳，永不熄滅，林昭不死！

“陽謀”踐踏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中國歷朝歷代講究“君無戲言”，用國家的名義誘騙人民“引蛇出洞”實聞所未聞。朝野皆知，誠信乃社稷之本，夫子曰“民無信不立”（《論語·顔淵》）。即使就經濟言，長達21年後直到1978年，雖然該年還進口了21億美元的糧、棉、油（占進口總額的五分之一），但中國的人均糧食佔有量仍大體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佔有量則低於1957年的水平。對1978年前的國民經濟，中共中央講是“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就社會整體說，1957年的陰霾飄蕩至今沒有逸散吧，君不見貪官酷吏遍宇內、社會道德大淪喪，馬克思說“統治階級思想是統治思想”，悲夫。民族悲劇一幕幕綿延，總未得清算。巴金預言“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陸定一臨終前曾懺悔“我們的宣傳部那許許多多年的工作，還不是整完了一個人再整一個人。”但他沒有講述對任一個人的整人經過或手法。記得1957年春，陸定一曾到北大開學生座談會，號召我等要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五不怕”，以幫助黨清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除三害”（號召我們學生是幫助党“除三害”，而非幫助黨“整風”）。後來得知，“五不怕”並非陸定一的創造，他只是鸚鵡學舌進行傳達。作爲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雖非織網者，也是下網者之一吧。“文革”伊始他自己也被罩進了羅網，身受其害，“十年浩劫”期結束，出獄後則垂垂老矣，終於說了些差強人意的話語。

要說，一些右派分子顯然存在著性格上的缺陷，也非人人品德高尚。至於改革開放以來，原先的右派帽兄們更是發生了分化，吃一塹長一智，有的人急於翻身，識時務者飛黃騰達了。例如，有人準備紀念一下反右三十周年，據說參加籌備座談的二位先生予以了報告，導致方勵之（北大物理系畢業生）等三人被再次開除出了共產黨。後來，二位先生大大的升了官。長江截流日，有人在廬山頂上目睹了八輛小車夾一輛中巴載著“國家領導人”進行“視察”，好不威風。另一位則在1989年夏秋之交，第一個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全國政壇上譴責了反革命暴亂。

去歲仲秋時節我和老伴再去祭掃了林昭的墓地。墓在蘇州靈巌山南麓安息公墓老區最高層的左端，占地約二平方米。半米多高的墓碑正面刻著“林昭之墓”，背後節錄了林昭遺詩“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爲玉碎／以殉中華／林昭一九六四年二月”。墓左側的翠柏已經成蔭，右側爲其父母合葬處，左後緊貼的香樟樹長高到八九米了，四周皆濃綠遮天。墓後漸去漸高的靈巌山坡亦鬱鬱蔥蔥，間或染雜著點點鵝黃嫣紅。如此清靜幽雅之地，林昭在天之靈當會覺得還是故鄉美吧，儂（吳語，即“你”）本潔來還潔去。中國佛教蓮宗（即淨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及其弟子“文革”期護法園寂的靈巌寺方丈妙真法師（1959年林昭曾在靈巌寺養病小住，期間和妙真方丈多有酣暢淋漓的交談）之舍利均安臥於靈巌山間，林昭有高僧同行亦可稍解寂寞吧。荊妻奉上山花一束，心香一炷以祭奠墓中烈女子，余默立碑前對這位我們二家舊居相距不足百米的同鄉兼北大同學能說些什麽呢？于無聲處聽驚雷。斯時，雨絲飄忽，秋風肅殺，勾想起了另一位先烈就義前一刻寫下的詩句“秋風秋雨愁煞人！”秋瑾和林昭，一居西子湖畔一宿靈巌山麓，得天地之靈氣，升人間之正道，爲山河壯色，替民族增彩，偉哉女中豪傑，“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

1907年7月15日，33歲的鑒湖女俠被公開殺害於紹興軒亭口。全國大譁，各式報刊包括外電，立即加以報導，繼之以評論、唁文、輓聯、通電、抗議、譴責、追究責任，秋瑾的年表、演講、詩文、照片、墨迹等等也湧現了報端，接著出現了大量歌頌秋瑾的詩歌、小說、戲曲。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秋瑾遇難後不足百日，山陰縣令自縊身亡；紹興知府屢圖調官而被各地抵制，只得改名換姓；浙江巡撫不久也抑鬱而死。秋瑾就義後四年清王朝覆滅。林昭被秘密殺害後十三年，媒體才在長篇報導審判“四人幫”時舉例而首次講述了幾句林昭事。當年評說秋瑾“自由爲彼而生，彼爲自由而死”，六十年後36歲的林昭也“彼爲自由而死”了。秋瑾自是我們古老民族的偉大英雄。然而那時，清王朝已搖搖欲墜朝不保夕，國人皆曰可殺宮裏的那個老太婆。林昭進行抗爭時，個人迷信方興未艾，金輪冉冉正在上升，當其時有幾人的認識能有林昭那麽深邃？更可貴的是又有幾人能有那麽堅定的鬥爭勇氣？就這一意義上說，林昭當已超越了秋瑾吧。

掃墓途中遇一幹部一工人，和林昭素昧平生卻也來探謁其墓。聽山間農婦紹介：曉得的，北京的大學生，作孽喏，年紀輕輕標標緻緻還沒成家呢，冤死的；經常有人來上墳的，上星期還來了一批學生仔。是呵，民心不可欺，真所謂“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

哲人康德講“我不能說違心的話，但我可以不說話。”林昭沒有說違心話也沒有不說話，林昭沒有不說話更沒有說違心話，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這需要何等堅硬的骨頭，何等堅定的信仰。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醫八個月，在那樣的高壓氣氛下她寫信給陸平（“一二九”運動時的學生領袖，中共地下黨員，1958年春接任北大黨委書記，後兼爲校長），林昭仍還在、竟還敢責問校方不是像老校長蔡元培那樣去保釋學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學生送去監督勞動；更可貴的是她仍高昂著頭顱，以右派一員的身份堅決否定了反右運動，宣稱“要以最後一息獻給戰鬥”。旋被收監後林昭更形堅定地反對了現代造神運動，總說實話且不改口，堅持真理絕不妥協。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豈能容爾豈可容爾。林昭遭捕後5年才以“反革命”罪予以判決，是20年徒刑，再3年卻被改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我猜想引用的是“文革”期新鮮出爐的《公安六條》中的“惡毒攻擊”罪吧，從重從快。林昭在獄中被宣判執行時，喉部勒著繩子、嘴裏塞進了錐形橡皮塞子，雙重措施以防她張口進行“反革命宣傳”，監獄當局膽小如鼠呵。沒有開庭審理，槍殺現場除了劊子手外別無他人。家屬事前不知道，後來也沒有看到遺體。林昭遇害後，有關部門卻上門向她母親索要了五分錢子彈費！使林昭媽媽驟聞噩耗肝腸寸斷猝然昏厥。要母親掏錢購買槍殺自己子女的子彈，狠毒如斯，誰言中國人缺乏創造力。1960年林昭被捕後不足一月，其父深感絕望而自盡身亡，在他認爲家中最進步最有才華者被毀後“我們家全完了”；1968年林昭遭難後，其母悲情難抑且遭逆子虐待，多時躑躅街頭尋找愛女有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終致栽倒在公交站點搶救無效故去；林昭妹妹後來中年赴美，艱苦奮鬥，現雖生活無虞，但孤身一人每每念及親人故土，未免深陷憂鬱悲切之中。嗚呼，家破人亡。

我想起了另一女子張志新，雖然她和林昭有相同的悲壯終極，然而她的覺悟比林昭遲、遇害比林昭晚、認識比林昭淺、才華比林昭低。張的要害是反對所謂“四人幫”，但她缺乏像林昭那樣透徹的民主和人權理念，以及被釘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拯救世人的基督精神。我無意貶低張志新，只是不明白爲什麽張志新被追認爲烈士而林昭不能，就因爲張是共產黨員？這是共和國的烈士，不隸屬於某個政黨。我也想起了又一個遭殺害的女子劉胡蘭，且不說“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烈士紀念碑高聳入雲，下令和執行殘殺劉胡蘭的兇手早已伏法，下令和執行殘殺張志新及林昭的兇手呢！？

林昭的大舅，曾任中共蘇州獨立支部書記，後於1927年在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任上遭國民黨當局殺害。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少女時就追隨兄長投身大革命，是蘇州最早穿上軍裝的女子，抗戰期間被中央政府任命爲敵佔區專員，因而坐過日本人和汪僞的監牢，後在“國大”代表任上幫助建立了中共地下電臺並聯絡提供情報等等，對大部隊過江頗有貢獻，最後則擔任了民盟蘇州市委常委和蘇州市政協委員。林昭的父親彭國彥先生，耿介孤高一書生。在此家庭耳濡目染，林昭很早就追求革命，也被列入過黑名單，後來報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具短訓班和工作隊性質，實行“供給制”，因此林昭若還健在，將享受“離休”待遇），並激情滿懷地參加了江南土改，1952年她在日記中說“在心裏默念著我們偉大領袖──親愛的父親的名字，而寫下我的誓言。”直到1957年那張大字報出現之前，林昭一直是個接受正面教育的熱愛共產黨的進步青年。後來的反差實在太大了。1964年林昭在獄中，就她所受的革命家教作詩〈家祭〉說“三十七年的血迹誰復記憶？／死者已矣，／後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淚。／舅舅啊！／甥女在紅色牢獄裏哭你！／在《國際歌》的旋律裏，／我知道教我的是媽，／而教媽的是您”。不知迫害過林昭的袞袞諸公讀此烈士後人的詩文時作何感想。

1982年4月，林昭遇難14年後，這位烈女子才得以魂遊故里，在父母墓旁安了個衣冠塚，距抗金英雄韓世忠、梁紅玉墓不遠處。又過22年，2004年4月林昭方魂兮歸來，骨灰入墓，總算是依偎到了母親的懷抱。骨灰盒中還放有原置於衣冠塚裏的林昭的一綹頭髮和生前用過的一方絲巾。林昭蒙難始自爲張元勳等二同學的大字報〈是時候了〉受圍攻而打抱不平，她抗爭的是人人應有發言權。若干年前張元勳在張貼于網上的〈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說，當年辯論時林昭對黑暗中的詰問者高聲回答“我是林昭！怎麽？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收集在《林昭，不再被遺忘》書裏的同名文章中沒有“三十六”三字。也沒有下述的感慨）。張元勳在長文的末尾說“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學的論戰中用‘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報家門，她遇難之時正是三十六歲，罹‘口舌之災’，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三十六即雙十八，十字一豎插入八字成爲木，因此三十六也可解構爲雙木“林”。筆者無意採信推背圖式的讖語。1957年那個夜晚，林昭是否就自己的名字說過三十六那個數目，已成張元勳的孤證。張先生在正式出版物中未列入這一部分，是否表明他原先沒有想到“名字的破解”？）36歲的罹難者，36年後骨灰方入土爲安，二個36了，筆者當否也引用張元勳網上長文的結語？“真可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聞！阿彌陀佛！”

林昭的詩作已收入《北大風──北京大學學生刊物百年作品選》。選集中也有胡適、魯迅、朱自清、劉半農、高長虹、沈從文、汪曾祺等大家的作品。安息吧，安息公墓裏的林昭魂，人們不會忘記你。君不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浩浩蕩蕩前來向你致敬，跟隨你不是“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權力去建立”一個“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中華。


2006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