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項英 @ 亓官先生鄉野傳言

真實的項英

作者: 李維民

項英 1898年出生在湖北省武昌縣（現武漢市江夏區）一個職員家庭，15 歲就進紡織廠當學徒。他在“五四”運動時期，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從事工人運動。 1921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工作， 1922 年 4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江蘇、湖北領導工人運動。他在擔任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總幹事期間，積極推薦和介紹鐵路工人領袖林祥謙、著名律師施洋等加入中國共產黨。“二七”大罷工中，項英和林祥謙、施洋等一起，率領工人代表和各地來賓，冒著生命危險，衝破軍警的阻攔，衝進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會場，並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京漢鐵路總工會總幹事。項英是大革命時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是“二七”大罷工重要領導人之一，但是多年來，在紀念 “二七”大罷工時都沒有提到項英的名字。項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這一重要的歷史事實多年來也被抹煞。譬如。他是 1922 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 12 名代表之一。而有的史書和電視片，在提到 12 名代表時，卻只點了 11 個人，就是沒有項英的名字。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項英作了關於 “二七”罷工鬥爭的發言，被大會選為 9 名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1928 年 6 月，他在莫斯科參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

大會，並進入 7 人組成的政治局，是 5 位常委之一，成為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中央蘇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項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派遣，於 1930 年12 月到達中央蘇區，與毛澤東、朱德等會合。中共蘇區中央局 (即全國蘇維埃區黨的中央局) 在甯都宣佈成立，項英代理書記。原紅一方面軍總前委 (書記毛澤東) 隨即撤銷。同時，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項英到達中央蘇區後的第一個貢獻，是為制止肅反 AB 團的錯誤做了大量工作。AB 團是 1926 年在南昌成立的一個反共組織，AB 是英文反布爾什維克的字頭。1930 年時在中央蘇區並沒有這個組織。項英到達寧都前幾天發生了富田事變，他作為中央蘇區的一把手，不能不處理這個難題。項英最先看到的文字材料是 1930 年12 月30 日《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這封信認定富田事變是“AB 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從這封信中，項英看到在不到 4 萬人的紅一方面軍，竟抓了4400 多個 AB 團分子，也就是說，每9 個紅軍指戰員中便有一個AB 團分子。1931年1 月 16 日，就是蘇區中央局成立後的第二天，項英在《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中，一方面批評富田事變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強調要“糾正過去反取消派 AB 團鬥爭的缺點和錯誤”，指出 “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通告明確表示：“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鬥爭的歷史和黨的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的客觀行動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 AB 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去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 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的與 AB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這個通告還批評了總前委反富田事變的過火鬥爭。這個通告發佈後，使當時的肅反擴大化一度有所緩和。然而，在項英離開上海到達中央蘇區後不久，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導下，於1931 年1 月 7 日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不做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便不同意項英關於富田事變的處理意見，並且否定了根據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的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的合法性，並派出中央代表團到蘇區。使肅反 AB團的錯誤繼續擴大，一大批領導幹部又被殺害，項英對這一悲慘結局感

到十分痛心。他表示在組織上服從，但保留自己的意見。當時中央代表團根本聽不進項英的正確意見，在周恩來到蘇區任中央局書記之後，這一錯誤才真正糾正。對此，有人說項英是被王明派到蘇區的，其實，項英去中央蘇區時，六屆四中全會還沒有開，王明還沒有上臺。在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之前，項英作為中央局的代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與毛澤東、朱德一起，參加了第二次反“圍剿”的領導工作。期間，他與朱德、毛澤東共同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也就是紅軍的總政治部，任命毛澤東為總政治部主任，這在我軍的建軍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同年 6 月，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後，中央軍委主席改由毛澤東擔任，項英改任副主席，具體負責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他在大會上代表主席團致開幕詞，閉幕時與毛澤東分別致閉幕詞。毛澤東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和張國燾被選為副主席。1933 年5 月，中革軍委從前方移至瑞金，在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留前方期間，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這是項英第二次擔任軍委領導工作，並以中革軍委代主席的名義，發出了許多重要的指示。在人民軍隊的建設史上都具有開創性，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1933 年 9 月，在共產國際派的軍事顧問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後，12 月項英不再代理軍委主席，仍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繼續擔任副主席。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卓越領導者項英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的許多貢獻中，最為突出的要算領導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然而幾十年來，在黨史和軍史中講到南方三年遊擊戰爭，很少提到項英的領導作用。歷史的事實是：1934 年 10 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後，項英是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項英作為第一把手，面臨的任務是極其艱巨的。留下的主力部隊只有 2000 多人，連同政府機關人員、傷病員共約 3 萬人。但有槍的少，多數是徒手或持大刀、梭標，其中 1 萬多傷病員還需要別人照顧。用這些力量接替第1、第 3、第 5、第 8、第 9 軍團共 8 萬主力紅軍，抵抗50 萬國民黨軍的“圍剿”是非常艱難的。按照中革軍委的要求，留在蘇區的部隊要堅守在中革軍委劃定的瑞金、會昌、於都、

寧都四縣之間的“三角地區”。後來，項英意識到希望紅軍主力回師已不可能，於是提出“獨立作戰”和“堅持鬥爭”的口號，分派大批幹部分別去各地領導遊擊戰爭。2 月5 日，遵義會議後的中共中央給項英和中央分局發來一封電報，提出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的蘇區堅持遊擊戰爭；要立即改變組織形式與鬥爭方式，使與遊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項英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後，立即召集中央分局會議傳達貫徹。他和陳毅帶領一個營的部隊，於 3 月下旬到達大餘縣東南的油山地區。不久，為了對付敵人的殘酷“清剿”，集中在油山地區的部隊很快又分散到五塊遊擊區中，開展遊擊戰爭。項英和陳毅率領的 100 多人的遊擊隊，4 月下旬遭到國民黨的土匪武裝的襲擊後撤進深山，從此再不在民宅中居住了。他們在山林中弄些竹子或樹枝、茅草，利用有利的地形搭棚子住。後來由於頻繁轉移，第一天去過的地方，第二天就不能再去，棚子搭不起來時，他們露天宿營，或者支起一塊油布來遮露擋雨。他們長年穿著衣服帶著武器睡覺，一發現情況立即轉移。為了不給敵人留下痕跡，有路不能走，他們只能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在樹叢荊棘中前進。他們在敵人的嚴密封鎖下，常常沒有糧食吃，經常是春天挖竹筍、野菜，夏天摘楊梅，冬天找山果充饑。陳毅在《贛南遊擊詞》中寫的 “天將午，饑腸響如鼓”是常有的事。 1937 年初，項英從報紙上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後又陸續從香港報刊上看到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電報和毛澤東在全國黨代表會上作的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摘要。“七七事變”爆發後，項英把陳毅、楊尚奎、陳丕顯等人召集到一起，學習和領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他們雖然未看到中央的原件，但憑著他們的馬列主義理論的基礎和政治經驗，及時做出同國民黨當局舉行聯合抗日談判的決定。先派陳毅為全權代表，下山到大餘縣和贛州與國民黨當局談判。接著，項英又先後去贛州和南昌與國民黨江西省當局談判。10 月23 日，項英到達南京，向在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博古、葉劍英介紹了堅持三年遊擊戰爭和與國民黨談判的情況。 10 月26 日，項英從南京啟程轉赴延安。11 月 7 日，項英到達延安的當天，張聞天、毛澤東等領導人就前往項英住處看望。第二天晚上，中共中央專門為項英召開歡迎會，張聞天、毛澤東和項英及當時在延安的葉挺都坐在主席臺上。毛澤

東在致歡迎詞時，對項英領導的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給以很高的評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2 月會議上，項英做了《三年來堅持的遊擊戰爭》的報告。12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根據項英的報告作了《對於南方遊擊區工作的決議》。決議指出：“項英同志及南方各遊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遊擊區長期艱苦鬥爭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鬥爭精神與堅持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範。” 領導組建新四軍功不可沒。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關於組建新四軍的協定，大革命失敗後脫黨流亡海外的葉挺被任命為新四軍軍長，項英為副軍長，並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他和葉挺一起領導了新四軍的組建工作。 1938 年4 月18 日，新四軍第 1、第 2、第 3 支隊在皖南岩寺集結編組，10 天之後，先遣支隊就開赴敵後進行戰略偵察，接著主力部隊也陸續進入蘇南、皖中和皖南。對此，有人說項英在中央一再催促之後才被迫進入敵後，是沒有根據的。同年 7 月 28 日，項英根據中央的通知從皖南動身，輾轉到延安參加了 9 月 14 日至 27 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 9 月 29 日開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9月 30 日，項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關於新四軍的成立與現狀》的長篇報告。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致葉軍長、項副軍長暨新四軍全體將士的賀電，肯定了“新四軍在與日寇血戰的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打擊了日寇，壯大了自己，創設了遊擊區域。” 項英是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和中共中央東南分局 (後為東南局) 書記，實際就是新四軍的政治委員。他很重視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新四軍一組建，他先將軍政治部建立起來。 1938 年 6 月，他指導召開了新四軍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1938 年夏天，他主持召開新四軍歷史上唯一的一次黨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中央發來賀電，對新四軍抗戰兩年來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對此，陳毅在1940 年 10 月曾經說過：項副軍長“以其歷史地位在全黨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遊擊隊造成鐵的力量。以後跟葉軍長合作，使改編成功，這就是本軍成立的關鍵。”葉挺在《紀念本軍成立三周年》演講中回顧這段歷史時，也講到“特別項英同志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項英是工人出身的幹部，但他很注重學習，

讀過不少馬列主義的原著。就是在三年遊擊戰爭最艱難的時期，他還把《共產黨宣言》、《列寧主義概論》等帶在身邊，一有時間就拿出來讀。他的政治理論水準和分析問題的敏銳、深刻，常為人稱道。很值得一提的是， 1939 年，當項英從來自上海地下黨的揚帆那裡瞭解到，藍蘋（即江青）在上海時表現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風上都有問題。項英立即打電報向黨中央反映，認為此人不宜做毛澤東的夫人。此時江青已與毛澤東結合，提出這個問題顯然會得罪人，但他還是直言不諱，這種遠見卓識和剛正不阿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皖南事變中的是是非非在 1941 年發生的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皖南部隊受到嚴重損失，這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共陰謀造成的。從我黨我軍內部來說，項英作為東南局和軍分會書記當然負有責任。但是，多年來人們把皖南事變的責任都歸咎于項英，這顯然是不公平的。皖南是我軍在南方具有戰略意義的支點，我軍是堅持還是撤出，在皖南事變前一年就開始討論。關於皖南部隊北移的決策，包括數量、時間、路線等都有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項英是傾向堅持皖南的，如發生事變即向南發展。中央認為新四軍的發展方向主要向北，但不排除向南，屆時根據形勢發展而定。以後中央曾要求 “項英直接指揮皖南鬥爭，鞏固現在陣地，建立政權，力求擴軍”。但皖南是在國民黨的區域內，不是在敵後，建立政權顯然不易。1940年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致電葉、項，要新四軍軍部速渡長江，留一部在皖南堅持遊擊戰爭。此時正值皖南反 “掃蕩”獲勝，項英等對新四軍皖南部隊轉移的緊迫性認識不足，沒有抓緊轉移。沒過幾天，即在 10 月19 日，國民黨政府以參謀總長何應飲、副參謀長白崇禧的名義，致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 (即皓電)，強令在大江南北的八路軍、新四軍一個月內撤到當時改道的黃河 (即淮河) 以北地區。顯然，這是新四軍蘇北部隊在黃橋戰役中給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沉重打擊後，蔣介石策劃的迫害和報復我軍的一個陰謀。但怎樣應付這一嚴重而複雜的局勢，無論是中央還是項英，一時都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致葉、項的電報指示說：“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要開拔費、要停止江北進攻)，但須認真準備北移，我們決心以皖南的讓步換得中間派的政治影響。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又致電葉、項，要求皖南部隊立即分批移動，在 12 月底開動完畢。希夷率一部分需立即出發，一切問題須在20 天內處理完畢。 11 月 26 日至 29 日，葉、項覆電中央，說明北移正在加緊準備。工作人員及資材先行北上，但顧慮部隊如果離開皖南，又未到蘇南，在半路上受到敵人的襲擊，提出蘇北部隊打韓德勤可否延至皖南部隊北渡之後。30 日毛、朱覆電葉、項，認為葉、項“佈置很對”。對於葉、項提出的顧慮，中共中央認為 “蘇北動作不礙大局，⋯⋯韓 (德勤)會要叫幾聲的，你們敷衍一下就完了。”並提出“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加無辦法，你們北移又讓他一步，以大勢判斷，蔣(介石)顧(祝同)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移動， 12 月底移完不算太遲。”這個估計顯然過於樂觀了。蘇北新四軍部隊於 11 月29 日開始攻擊韓德勤盤踞的曹甸。但這一仗沒有打好，使國民黨可以暫時不必顧慮韓德勤的安全，而加速實施其進攻新四軍皖南部隊的陰謀。12 月 9 日蔣介石發的“佳電”規定：“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於本年12 月 31 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12 月 10 日，蔣介石密令顧祝同：“如皖南部隊在限期內仍不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 12 月 12 日，葉、項將顧祝同調動部隊並密令 “徹底解決”我軍情況報告了中央。12 月14 日，中共中央覆電稱：“ (一) 蔣介石為使我軍移動不生變化起見，確已命令顧祝同通知各軍加以協助，故阻礙是不會的，但你們仍須注意警戒。 (二)移動時間蔣限 12 月底移完，我們正交涉展限一個月。但你們仍須於本月內盡可能移畢。(三) 速向顧祝同請領應得之餉彈。” 12 月 25 日，葉、項再電中共中央：“根據情報，蔣介石密電顧祝同，對新四軍皖南部隊採取‘一網打盡’之計，頑軍調動頻繁，第 108 師和 52 師均已集中涇縣，請中央指示行動方針，以免倉促誤事。”這一天，毛澤東給各戰區發了一個通報，其中講到：“蔣介石內外情況只能取攻勢防禦，大吹小打，故覆電 (指佳電)以拖為宜，拖到一月底再說。”“只要蔣不投降，大舉進軍是不可能的，始終不過是大吹小打而已。”這個分析顯然不符合皖南已日益嚴峻的形勢。項英致電中共中央，說明部隊早已整裝待發，近日顧祝同忽令我軍改道，而李品仙在長江北岸佈防堵截，皖南頑軍又暗中對我包圍，江中又有敵艦，“情形如此，我們行動應如何請考慮後即速示，以免陷於進退兩難之境地。” 12 月 26 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了他與蔣介石談話的情況，周認為“國民黨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緊佈置中”。同一天中央給項英發了措詞嚴厲的覆電：“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向中央請示方針，但中央遠在一年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你們卻始終藉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 項英、周子昆、袁國平看到中共中央的電報後，受到極大震動。葉挺得知電報內容後，立即致電中央，堅決請辭。項英極力勸解，沒有把葉辭職的電報發出去。在中央發出26 日電報後，皖南部隊只有迅速北移而不能考慮其他了。 1941 年 1 月4 日晚，葉挺、項英率新四軍部隊從雲嶺出發，由於連夜陰雨，道路泥濘，5 日天明之後，各部隊才陸續到達茂林地區。部隊在這裡休息了一天。這時，國民黨已調集重兵在周圍邊區佈置了袋形陣地，密令上官雲相負責 “解決”新四軍。1月 6 日晚，各部隊向星潭、榔橋方向前進途中，遭到國民黨軍攔擊。皖南事變的槍聲從此打響。面對國民黨軍的陰謀進攻，我軍指戰員英勇拚殺，消滅了不少敵人。但由於連夜遭敵人截擊，第 1、第 2、第 3 縱隊未能按時到達榔橋、星潭地區會合，掩護軍部突圍。在十分危急的形勢下，項英在百戶坑主持開會研究對策。會上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意見，會議從 7 日下午開到晚上，長達數小時，喪失了時間，貽誤了戰機。隨後又下了回撤的錯誤決心，以致打亂了整個部署，挫傷了部隊的士氣。 1 月 9 日淩晨，軍部到達高坦後，項英與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秘書長李一氓等冒雨站在路邊，聽著茂林方向傳來的密集槍聲，感到形勢嚴峻。這時，參謀葉超建議軍首長在一起再研究，周子昆即讓他去請葉挺軍長。葉超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見到葉挺正與副官等在裡邊烤火，就彙報了一下情況，建議軍首長研究一下怎麼辦，還沒有說明項英正在等他，葉挺就說還有什麼好研究的，只有堅決打出去。葉超見葉挺對百戶坑會議決策不滿意，不敢講下去，就蹲下一起烤火。這時，項英一行在路邊不見葉挺也不見葉超回來，在雨夜中聽到密集的槍聲，錯誤地以為敵人很快就會逼近，便與一行人從外潭倉到裡潭倉間的竹林裡爬上北面的山坡。此時，葉超在葉挺那裡烤了一會火，放心不下，就說到外面看看情況，到項、袁、周原來站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見了，就回來報告葉挺。葉挺找當時任東南局副書記的鐃漱石商量，葉、鐃馬上向中央和中原局發電報，報告項英等“今晨率小部武裝不告而去，行方不明。”劉少奇當即覆電，要葉挺、饒漱石極力支持，挽救危局。同時建議中央明令撤項職，令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挺在軍事上負責。 1 月 9 日，項英一行人在山上轉了一天，在一間燒炭的破茅草屋裡睡了一夜，10 日早上醒來，發現有新四軍部隊正在山下，便隨部隊回到軍部。項英見到葉挺、饒漱石感到十分內疚，立即給中央發去電報：“今日已歸隊，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於大矗山中，有被消滅極大可能，臨時動搖，企圖帶小隊穿插繞小道而出。因時間快要天亮，曾派人(請)希夷來商計，他在前線未來，故臨時只找著國平、xx 及xx 同志 ( xx 同志同我走)，至九日即感覺不對，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開會並影響甚壞。今日聞五團在附近，及趕到時與軍部會合。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 1 月 12 日，中央明確指示：“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志隨軍行動北上。” 此後，葉挺、饒漱石指揮新四軍繼續與五六倍之敵激戰至 12 日夜，決定分散突圍。項英率少數警衛人員從石井坑突圍後，在茂林一帶山區隱蔽了兩個多月，3 月 14 日，項英等被與其同行的叛徒劉厚總殺害。當年倉促的決定如今實事求是的結果在皖南部隊決定分散突圍不過三天，槍聲還沒有完全停息的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這時，中央與葉、項、袁、周及饒漱石等，都已失去聯繫，對於皖南事變的詳情，不可能作深入的瞭解。決定全面否定了項英在新四軍的工作。一開頭就指出：“還在抗戰開始，項英同志即與中央存在著關於政治原則與軍事方針的分歧⋯⋯他對統一戰線的瞭解都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他對於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從來就沒有領導過鬥爭，精神上早已作了國民黨的俘虜，並使皖南部隊失去精神準備⋯⋯三年以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的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

⋯此次失敗，乃項、袁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決定還對項英個人品德和工作作風進行了嚴厲批評。指出：“對於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發展至極不正常的程度⋯⋯過去的張國燾與現在的項英、袁國平，都因不服從中央而失敗”。決定還說項、袁“踏上了與張國燾相類似的覆轍。” 決定提出：“在全黨全軍的高級幹部中宣佈中央決定，開展反項、袁的鬥爭，但暫時不得向下級傳達，尤不得向黨外宣佈。”決定最後還說：”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次代表大會討論議處。” 後來，在中共七大上並未討論和處理這個問題，然而這個還不是最後結論的決定，幾十年來一直成為對項英評價的依據。在反項、袁鬥爭中，項英在歷史上做出的許多重要貢獻也因此被否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大背景下，原新四軍一些老戰士和史學界的一些同志，開始提出對項英的評價問題，但當時不可能公開討論。1980 年，經鄧小平同志同意，中美雙方簽訂了合作出版中文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協定，根據協定，其中屬於中國部分的條目，由我方編寫。當時我在總政治部百科編審室工作，參與我軍人物條目的編審工作。其中有一個項英的條目，初稿根據決定的調子，在條目最後寫了一段項英的錯誤。我感到繼續這樣表述不妥當，但如何修改呢? 這在當時是一大難題。有一天，胡繩同志主持開會，討論《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寫中的有關問題，我提出這件事情。那天到會的有許多史學界、出版界的專家，但當時誰都難說出一個肯定的意見。最後，胡繩同志說，既然是簡明百科全書，就不要寫那麼多了，後面的一段刪去吧。一個看來很難解決的問題，被經驗豐富的胡繩同志很巧妙、妥貼地解決了。但是，不久又開始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其中也有項英的條目。這次不是“簡明”的了，對於項英功過的評價再難以迴避。由於南京軍區負責編寫有關新四軍的條目，我們便把這個條目交給南京軍區，請當時任南京軍區司令部編審室主任（後任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的王輔一同志撰寫。王輔一同志查閱了大量資料，訪問了許多老同志，並與我們一起多次研究修改後，形成一個送審稿。其中對項英在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新四軍時期做出的重要貢獻作了肯定的表述，對項英在皖南事變中的錯誤是這樣寫的：“⋯⋯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認識不足，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缺乏警惕，在 1941 年 1 月蔣介石製造的皖南事變中，猶豫動搖，處置失當，對新四軍皖南部隊遭受損失負有責任。”這個評語與原來的決定有很大差別，因此，在發表前需要送請中央有關領導審閱。當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在 1984 年 12 月 17 日看到這個稿子後，當天就仔細審閱，並作了具體的批註。他在關於項英錯誤的一段旁邊寫道：“這個評語看來可以了。”並轉送胡繩同志，請他“再仔細斟酌一下”。胡繩召集黨史研究室的同志研究後，認為“這一條總的說來是寫得恰當的”。與此同時，楊尚昆、余秋里等同志也表示同意這個條目的寫法。但是，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遠未取得一致。1987 年以後，有的同志又提出耀邦同志的那個批示是錯誤的，堅持原來決定的觀點。不過《中國大百科全書》和《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仍然採用上述客觀、公正的評述。1995 年 10 月，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王輔一同志長達 42 萬字的專著——《項英傳》，比較詳盡、客觀地記述了項英的一生。1998 年 5月 13 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紀念項英同志誕辰 100 周年座談會。吳邦國、曾慶紅、張震等領導同志出席了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同志在講話中指出：“項英同志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高度評價了項英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建立的歷史功績。2001 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在皖南事變一節中，未提項英的錯誤和責任。2003 年 10 月，經中央軍委批准、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輯整理的《項英軍事文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進一步肯定了項英在我黨、我軍歷史上的重要建樹和領導地位，必將有助於打開塵封的歷史檔案，讓後來人知道並瞭解在我黨、我軍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真實的項英。歷史從昨天走到今天，對於項英功過是非的評價，經過數十年公開和不公開的爭論，至此可以說有了一個實事求是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