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官先生鄉野傳言

紫薇行者平師剖析法輪功及評價李洪志
( 平師在2月1日在紫薇正氣中心1小時演講之精華 )

只要死守在台灣，就能創造
出人生的非凡價值

紫薇行者平師剖析蔡英文今年運勢

( 平師在1月22日中國庶民黨籌備會三小時演講之精華 )

蔡英文在美國、中共、日本聯合支持之下，逆天而行，偷得大位，她以為她520做得上，坐得穩嗎?

蔡英文的運勢已經走到頂了，等到2月4日之後，氣場潰散，蔡英文會苦不堪言，今年大選的作票規模之大，令人咋舌，韓國瑜被拉下250萬票，蔡英文被提高250萬票，一進一出之間，有500萬票的規模，但是蔡英文在美國爸爸川普授權之下，鐵了心一定要連任，因為台灣對美國的利益太重要了，什麼臉都不要了，這些完全是電腦程式上操作出來的結果，我們有細心的群友注意到蔡韓的票數比例以1.45比1到1.54比1的相對領先率，一路跳一路領先到底，但是在開票時間16:29:56秒到16:30:28秒，數字從31萬比30萬跳到86萬比31萬，短短32秒之間，變成2.54比1的相對領先率，這可不是手民誤植哦，這是電腦作手按鍵太順利，把後面頁數提前按出來的結果，九大媒體同時出錯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中選會事前已經宣布，媒體不能自報數字，所以這些數據都是中選會放出來的，所以李進勇中選會是自曝其短，欲蓋彌彰。這些明顯的作票證據，我會在美國出兩本書，中英文各一本，交給川普的對頭CNN和民主黨的伊莉莎白，目前民調最高的民主黨初選候選人，她們可不會同意川普以作弊的方法毀掉台灣已經走了60年的民主，台灣的民主作成一個典範，不僅是台灣人的光榮，也是大陸14億人的希望所繫，人人心嚮往之，這些都被毀掉了，川普的作法，讓美國失去道德制高點，美國如果用霸道處理世界事務，自己變成大壞蛋，還有臉罵共產黨嗎 ?

蔡英文可恥的、骯髒的勝利有多少人知情 ? 全國17500個投開票所，每個投開票所要安排4、5位自己人，對作票內情暸解的人，不下7、8萬人，這些人喝醉酒炫耀，或睡夢中夢話總會透出一點口風，這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我們就是要鼓勵這些內部的人窩裡反，舉出證據因而破案者，得2000萬獎金，這個錢不是我出的，紐約有人出1000萬，洛杉磯有人出1000萬，在國外付款也可以，你們內部的聰明人，拿著這個廣告，向蔡英文要50億、100億，她會給你的，因為

她絕對不能輸，她背後牽涉幾兆的利益，50億、100億不算什麼。

3月23日之後，蔡英文會露出敗象，因為邀功的、討賞的紛紛出現，讓她煩不勝煩，一直進行到4月20日，她會崩潰，因為她的枕邊人同性密友張祥慧，也要求一個正式名份，現在同婚法已經通過，為何還要再拖，趕快陪我去登記!

所以各位韓粉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到5月20日就職前，時間還很長，蔡英文現在每天都在發抖，擔心何時會「迸坑」(台語) ，凡是靠作弊連任者不會有好下場，陳水扁就是現世報的好例子 !

 


 

民主建國軍呂出老前輩

記者:張靜

今年的5月20日是西安解放60週年紀念日，有很多很多的人，為西安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中，有我們熟悉甚至熟知的人；然而，也有些人，我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知道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是隱蔽戰線的工作者，職業的特殊性質，讓他們一直無法生活在陽光下。但是，歷史應該銘記，所有的西安人民更不應該忘記。“共和國的無名英雄”這幾個字就是他們的名字。
　　也許是偶然，也許是歷史的必然，在新中國60華誕之際，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影視作品，不約而同開始關注這群特殊的群體——隱蔽戰線的地下工作者。當麥家的小說《暗算》摘取茅盾文學獎後，人們對他們充滿了好奇；當電視劇《潛伏》火爆熒屏後，人們對他們充滿了敬意。本文的主人公叫呂出，有人說他是西安的余則成，但他和余則成又不太一樣，因為他和他的情報小組，用胡宗南部隊的三部電臺同延安方面聯絡，這在整個世界情報史上都是令人驚訝的。正是通過這三部電臺，當胡宗南的命令還沒有下達到他的軍長手裏時，那些命令已經到了彭德懷、習仲勳等西北野戰軍領導人的手裏……幸運的是，在西安解放60週年之際，這位見證參與了這座古城解放的老人依然健在，雖然已過耄耋之年，不過身體健康，精神矍鑠。今年五一前夕，記者特意趕到老人如今生活的烏魯木齊市採訪他，令記者意外的是，老人的思維異常清晰，談起話來條分縷析，邏輯嚴密，很多涉及保密工作的內容只是一語帶過，壓根兒沒有給記者深問的機會，其縝密的思維令記者不敢相信面前這位老人已有83歲。
　　　　沒有被漂“白”之前
　　　　他先被染“紅”了
　　1926年，呂出出生在陜西華縣農村一個普通的家庭，那時他的名字還叫呂重山。老天沒有特別眷顧這個普通的農家孩子，因為家境貧寒，讀完小學他就輟學了，15歲的他不得不早早外出“打工”以減輕父母的負擔。當聽說駐守在潼關前線的抗日守軍胡宗南第一軍徵召童子軍時，他毫不猶豫地報名應徵了。只是他沒想到，這一去開啟了他傳奇的一生。
　　胡宗南坐鎮大西北後，深感通訊系統是他數十萬軍隊的中樞神經和命脈，於是把這最重要的命脈交給了他的心腹王微。王微為了讓未來的胡軍通訊官絕對忠誠，特意挑選了一批不諳世事的娃娃進行培訓，呂出就“幸運”地成為在西安的黃埔軍校第七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第二期的學生。從訓練班畢業，他成為胡宗南總部通訊營電臺的報務員，每天負責抄譯新華社電訊稿。回首那段日子，呂出感慨頗深：“畢竟參軍時自己還只是個15歲的娃娃，沒有什麼判斷力，為了生活加入了胡宗南的部隊；但國民黨的部隊還沒把我漂‘白’之前，看了那麼多新華社的電訊稿，忽然覺得很多事情延安那邊似乎更有道理，當時的我沒有太高的政治覺悟，但這些電訊稿無疑對我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現在回想起來，就是沒有漂‘白’之前，我先被染‘紅’了。”
　　　　十九歲陜西小夥
　　　　領導了一場“罷工運動”
　　如果沒有1945年那場“罷工運動”，也許就沒有後來的故事，呂出可能會繼續當著他的報務員、電臺臺長，甚至會成為胡宗南身邊的高級軍官。不過歷史不容假設，那場“罷工運動”終究還是發生了——
　　1945年，時值抗日戰爭即將結束，日本的投降指日可待，國統區裏戰爭狀態下被壓抑得人性的貪婪開始萌動了。呂出所在的通訊營裏，大小官吏貪污成風，更過分的是剋扣報務員的夜餐費和伙食費，都是十八九的大小夥子，正是“吃死老子”的年齡，眼看著桌上的伙食越來越差，肚裏的油水越來越少，而那些當官的卻一個個缽滿盆滿，腦滿腸肥。報務員們憤怒了！
　　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們決定進行一場“集體罷工”，領頭人就是呂出。這個從華縣走出來的農家小夥子有著陜西人特有的耿直，卻頗有心計，腦子靈活，主意也多。在他的協調組織下，通訊營的十幾個電臺串聯了起來。他們不是明著罷工，只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幾天下來，電報就累積了一大摞，他們以“機器故障 ”等為藉口就是把電報不發出去，胡宗南綏靖公署的十幾部電臺幾乎癱瘓。這下，那些頭頭腦腦們急了，如果上面追查下來，他們可罪責不輕。出於自保，營長們退了一步，不再剋扣他們的夜餐費和伙食費。
　　畢竟還是太年輕，就在他們歡慶自己的勝利時，參與“罷工”的報務員先後被調離了本職崗位，有的還被調到了邊遠地區，也有風聲傳出：“擒賊先擒王，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呂出，營長說了，要殺雞儆猴。”呂出忽然意識到，這場“罷工”看似他們贏了，其實他們輸了，“也是無奈，我只能開了小差。聽說我逃跑後，營裏還在軍區發了通緝令。”
　　兵荒馬亂的年代，到處都在徵兵，離開了胡宗南的部隊，憑著自己掌握的通訊技術，呂出很容易就加盟了曾任馮玉祥貼身警衛的愛國將軍高樹勳的部隊，並當上了無線電排的上尉排長。往後的故事不用贅述，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高樹勳將軍被譽為“起義第一將軍”，1945年10月，高將軍率領兩萬餘官兵脫離了國民黨陣營，這其中也包括呂出。
　　　　是保衛部長選擇了他
　　　　還是歷史選擇了他？
　　從國民黨陣營中的小兵變成了民主建國軍(高樹勳起義部隊改稱民主建國軍)的一員，呂出感到自己這才找準了方向。是金子總會閃光，是錐子總會冒尖，很快呂出就被送到晉冀魯豫軍政大學學習，在那裏他接受了全新的革命洗禮。
　　然而在軍大的學習即將結束時，呂出忽然遭遇了一場“危機”——從老師到同學很多人找他談話，言辭近乎刻薄，而且都拿他曾在國民黨軍隊中做事作文章。“你說當時他們讓你去上通訊班，國民黨部隊怎麼可能那麼好，還送你讀書？”呂出暗自思忖，和根正苗紅的同學們比起來，他的歷史可能有些問題。
　　不過就在這輪密集式的“轟炸”過後，同學們都分配了工作，呂出卻遲遲沒有動靜，為什麼？難道還是因為自己那段歷史？一天傍晚，同學通知呂出軍大保衛部長盛北光約他談話，還讓他帶上被褥。自己和保衛部長從未打過交道，為什麼要找他談話？談話為什麼還要帶被褥？帶著這些疑問，呂出懷著惴惴的心情去見盛北光。
　　一頓有紅燒肉的豐盛晚餐後，盛北光開誠佈公：“解放戰爭現在已經進入戰略轉移階段，情報工作越來越重要，我們需要自己人深入到敵人內部，確切地說，我們希望你能回西安去，因為那是西北的門戶。你的知識面比較寬，又有能力，應該能聽懂我的意思吧？”盛北光直截了當，呂出也直接：“前段時間同學們總找我談話，言辭刻薄，是不是你的意思？”盛北光一下笑了：“那是為了考驗你的意志力和應變能力。此行實在凶險，我不知道你能否成功進入國統區，說白了，我們就像撒種子一樣，能不能生長就看你自己了。”看到呂出點頭，盛北光給呂出留下了一個河北薊縣的通信地址、一張解放區的通行證，還有點錢。連宿舍都沒回，呂出就隻身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漫漫長路。
　　　　他像一把利劍
　　　　插入了胡宗南的“咽喉”
　　一個星期後，呂出就從河北薊縣來到了豫北滑縣一個叫衛河的渡口，剛到衛河南岸的國統區，就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然而，呂出的目的不是隨便進個國民黨的部隊，他要回西安去。說來也巧，他在這裡碰到了當年在通訊訓練班的校友，借著這位校友的幫助，呂出聯繫上了當年的同學陳道華，而陳道華的叔叔陳志力就是胡宗南總部通四團的少將團長，而他居然就在離自己不遠的鄭州。還在西安時，陳志力就曾跟自己的侄子稱讚過呂出“很聰明，將來一定會有出息”，而“罷工事件”中，呂出又和陳道華結下了戰友情誼。老天也給呂出打開了方便之門，在陳志力的關照下，呂出在其手下當了一名中尉報務員。
　　因為整編，又有陳氏叔侄的關照，呂出回到了西安，還做他的老本行——在綏靖公署電臺擔任一名報務員，這時的呂出已不是當年那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了，而是中尉，加之陳志力的特別關照，所以很從容地進入了胡宗南的要害部門擔任機要工作。呂出告訴記者：“別人可能用幾年才能做成的事情，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不過有過去關係好的同學懷疑地問我‘我猜你這次回來即使不是紅色的，至少也是粉紅色的？’我笑笑，沒有回答。同學們也很聰明，沒有深究。後來，我發現有幾個同學在我面前絲毫不掩飾他們對‘敵人’共產黨的好感，我就跟他們交待了底細，把他們發展成了我的同志，成立了情報小組，我們小組的同志包括薛浩然、徐學章、李福泳、王冠洲和紀義。”
　　呂出情報小組成立後，仿佛一柄利劍直插胡宗南的“咽喉”，報務員手下掌握有多少情報，這是不用懷疑的。原本通信員、譯電員和情報員是互不往來的，但因為都是王微的學生，這種同學關係給呂出帶來了很大方便，“可以說有線電、無線電同仁都是我的朋友，在獵取情報方面，還是比較容易並且安全的。”但令他痛苦的是，到達西安3個月的時間中，他先後給盛北光發了三封平安信，卻如石沉大海，始終沒有回音。“後來才想到，盛北光可能已隨劉鄧大軍轉移到大別山地區了，我和解放區徹底失去了聯繫。”
　　在這期間，著名的王石堅電臺——這一共產黨在國統區的重要密秘電臺遭到了破壞，130多名情報人員被捕；隨後的1948年4月在陜西爆發的西府戰役中，由於對敵情了解不夠，解放軍作戰失利；同年六七月的荔北戰役，解放軍的失利也同樣吃虧在情報不靈上。呂出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必須儘快把情報傳遞出去，這已刻不容緩！
　　　　冒死闖過國統區
　　　　天才發明“CQQ”
　　聯繫不上解放區，怎麼辦？呂出想到了離西安不遠的韓城此時已是解放區，別無出路之下，他們只能冒險前往。呂出和情報小組成員薛浩然及薛浩然的一個同學一起，3個人打扮成回家探親的小學教員潛奔韓城。又是一次偉大的巧合，晉綏公安總局駐陜情報站在一次例行檢查時，發現了這三位從國統區來的年輕人。呂出直言：“我要見你們領導，我有重要的情報要傳遞。”呂出清晰地記得，這是1948年的11月。
　　相信他們還是不相信我們，工作人員不敢馬虎，把呂出和薛浩然帶到了情報站站長秦博的面前。呂出沒有自報家門，沒有講自己的身份，只是伏案奮筆疾書，將胡宗南部隊當前的序列、火力配置、主官姓名、軍事部署、戰略意圖等寫了下來，足有幾十張。這“熱騰騰”的情報讓秦博震驚了，“這不是一般的送貨上門，這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東西啊！因為我們從國統區來，他們心裏沒底；說實話，我心裏也沒底，雖然傳遞了情報，但我沒有暴露身份，正是問廟不問神，傳遞了情報就行。”
　　呂出的情報被送到臨汾後，整個晉綏公安局都震動了，指示秦博一定要和呂出情報小組建立起長期聯繫，他們約定的接頭暗號是“你舅舅問你要錢”。而呂出返回西安後，“舅舅”先後4次找他們要了“錢”。隨著形勢的發展，呂出向黨組織申請啟用電臺聯絡，得到批准後，從1949年2月起，呂出情報小組用胡宗南部隊的三部電臺同解放區聯絡，很多情報甚至直接送到了彭德懷、習仲勳等西北戰場領導同志的手裏。

　　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呂出情報小組與延安電臺的聯絡卻從未暴露，這得益於他們的天才發明“CQQ”。原來在無線電通信中，有一個國際通用術語，稱“呼叫網內各臺”，其符號是“CQ”。呂出情報小組在與延安電臺聯絡時，呼號、波長均採用敵軍規定使用的呼號和波長，只是在呼叫“CQ”時增加一個Q為“CQQ”，即表示自己的同志上機，在通常情況下監聽者完全聽不出“CQQ”和“CQ”的區別，這一天才的創舉保證了呂出和延安的通訊安全。解放後，有隱蔽戰線的老同志這樣讚嘆：“用對手的三部電臺同時傳遞情報，這在世界情報史上都是令人無法相信的。”
　　　　胡宗南要棄守西安
　　　　彭老總知道得比胡部下還早
　　1949年4月下旬太原解放，胡宗南的東邊已經沒有屏障了，擺在胡宗南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要麼戰，要麼退。呂出情報小組忽然得到消息，說胡宗南打算放棄西安，轉而進川。這個消息著實讓呂出吃了一驚，因為西北野戰軍一直在做著攻佔西安的準備，包括讓他們蒐集了西安城區圖、西安城防工事圖、西安一些重要人員的住宅電話……這邊要攻，胡宗南那邊似乎又要跑，如果胡宗南真的放棄西安，西北野戰軍的戰略方針和部署就要做重大調整。如果胡不進川，會不會同解放軍進行殊死搏鬥呢？消息必須準確。
　　5月8日，胡宗南召集其核心機構開會，情報小組成員李福泳敏感地意識到，這可能是為南逃而商討的會議。於是給當時駐紮在三原的呂出發了密電，呂出立刻趕回了西安。在通濟坊的燈紅酒綠之所找到了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唐西園，裝做漫不經心地詢問胡的計劃，唐西園意味深長地對呂出說：“蔣總統還有個後方是台灣，胡先生的後方在哪？”一句話，已經足夠了，5月12日呂出給延安方面發送了電報“胡決定，南逃川滇 ”，短短七個字，已經說明瞭一切。“聽說彭老總拿到胡宗南的撤退命令比國民黨的軍長、師長還早。”如今說起這些，呂出依然有些驕傲。
　　　　歷史應當銘記
　　　　他們為扶眉戰役做出的貢獻
　　胡宗南放棄西安後，還沒有撤退到四川，甚至大部隊尚未到達漢中，就接到了蔣介石的指示，要他同青海馬步芳、寧夏馬鴻逵一起把西安收回來。其實胡宗南並不戀戰，而是在為自己退守四川做著準備，但蔣介石的命令不可違背，只能命令裴昌會兵團與馬家軍聯合行動準備反攻西安。這兩家聯手，聯繫的方式也是通過電臺，通信營長指定呂出負責聯絡。起初，他有意無意地將胡宗南無心戀戰保存實力的想法透露給馬家軍，隨後他又故意找機會與“馬臺”報務員吵架，氣得“馬臺”報務員不再露面，這正中呂出下懷。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彭德懷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與胡馬聯軍打響了著名的“扶眉戰役 ”，完全解放了關中。此役一舉殲滅胡宗南部4個軍6個師和另外6個團共4.3萬人，再次解放了寶雞，為解放大西北和進軍大西南奠定了堅實基礎。人們不知道的是，呂出情報小組也為這場戰役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戰役打響之前，呂出就提前向延安電臺逐日報告了胡馬聯軍防禦最薄弱的地方——結合部的佈防情況。戰役打響後，呂出情報小組所控電臺有意拖後兩至四個小時傳達胡宗南及裴昌會兵團向各軍師下達的作戰命令，卻將作戰命令的電文內容提前發給了延安電臺。西北野戰軍以一個軍的兵力，從胡馬聯軍結合部穿插迂迴到敵軍背後突然發起全線總攻，胡宗南兩天時間損失了4個軍，真正是兵敗如山倒。而此時再聯繫“馬臺”，卻始終都聯繫不上，這一方面是因為呂出情報小組故意干擾電波，讓馬家軍無法趕來支援；另一方面“馬臺”的報務員餘怒未消。“扶眉戰役”裴昌會兵團慘敗，呂出他們沒有想到，自己傳遞的情報其實已經發揮了作用。
　　“扶眉戰役”後一個月的時間，呂出情報小組中4名成員(包括呂出)接到了密電，中國共產黨組織正式接納他們為中共黨員，譯出電報內容後，4人欣喜若狂，覆電時，他們寫下了誓言：用生命來保證完成任務。事實上，他們也做到了，“扶眉戰役”後，呂出情報小組繼續跟隨裴昌會兵團轉戰，直到1949年12月，裴昌會兵團在四川起義，他們才停止了情報發送，回到組織懷抱。
　　建國後，呂出曾在西安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他主動請纓調往新疆，如今老人已退休，兒女常年在國外，老伴和一位姓馮的“忘年交”一起照顧著他的身體。馮先生告訴記者，老人在新疆工作期間，在安全情報工作中也曾立下功勞，也許是因為遵守制度，老人不願提及這段往事。
　　　　採訪後記
　　周總理曾說過：“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他高度評價過解放軍的情報工作人員。呂出就是這樣深潛在敵營的解放軍情報人員。
　　在新疆採訪3天，近距離接觸呂出3天，看著這位身材瘦小的老人，我常會感慨：這樣瘦弱的身板如何撐得住地下工作那麼大的壓力？《暗算》摘取了“茅獎”，《潛伏》火遍了全國，會不會有一天有位導演拍一部戲，劇中的主人公就是呂出？後來，我為自己的想法笑了，這位已屆耄耋之年的老人也許真的不在乎這些，能親眼看到西安解放60週年，也許對老人來說，這已是最大的安慰。有次看到我擺弄手機，老人說：“我們搞電臺的，做夢都沒想到，通訊居然發達到這般，打個電話啥都解決了！”話語中，有些感慨，也有些期待……

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陳明忠
2005年在國民黨
一、引發「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根本原因是「內戰」而非「台獨」。
　　「二二八事件」雖是執政者執政失敗所引發「官逼民反」的“偶發”事件，卻由於國共內戰而「擴大化」了。
　　發生「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國軍在大陸地區內戰需要軍糧，使台灣島內發生嚴重的缺米現象，造成民心不安和恐慌。第二，由於內戰，國民政府無力著手恢復島內生產力，因此也無法解決青年就業，尤其是從海外回台的原台籍軍人、軍伕的就業問題，使得他們成為島內動亂的主要力量。
　　而「白色恐怖」的起因，則是在內戰中失利因而遷台的國民黨政權，為鞏固「反攻基地」，而在台灣執行「肅清異己」的行為。
　　因此，是國共內戰導致國民政府來台執政失敗，在1947年2月28日引發了偶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1949年正式遷台後，進一步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即使如此，當時「台灣獨立」還是極罕見的主張。
二、分析「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歷史被扭曲為“台獨受難者”的原因
　　1. 事實的混淆與感情的記憶──有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兩事件的死亡人數。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受難者中，許多是「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由於兩個事件時間上相當接近，包括受難者家屬在內，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兩事件的差異，因而混淆將多數「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也認定是「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
　　實際上，根據中研院的調查，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者應少於一千人。而根據『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傅建中在一篇文章裡，引述來自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的資訊，在1949～54年「白色恐怖」肅清異己行動最熾烈的時期，被捕的受難者高達三萬多人，其中15％、約4500人遭判處死刑，也因為「白色恐怖」最熾烈的時間在1950年代前後，如今外界因而稱該段時期受難者為「50年代受難者」。
　　由於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其中的差異，並因親友受害或恐懼、憎惡等因素，兩事件的受難者、犧牲者人數因此被誇大到外傳的「死亡數十萬人」。雖然此一說法不正確，但也反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兩事件對人民心理造成的嚴重影響。
　　2.「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是鼓吹台獨運動者為政治目的所做的歷史扭曲。
　　國共內戰是國共雙方的生死鬥爭，當時國共雙方雖相互對立，但社會主義在台灣光復初期的1947年是相當興盛的思想，倡導社會主義的書籍在台灣也相當流通，並無接觸者就是“共匪”的概念，也因此在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政府失望、憎恨的台灣人民，尤其是知識青年、大專學生，自然而然會轉向靠攏共產黨，形成由認同「白色祖國（國民政府）」轉而認同「紅色祖國（指共產黨政府）」的現象。
　　此趨勢展現在具體的社會運動上，即是當年造成極大轟動的「麥浪歌咏隊」與「鄉土藝術團」的出現，這些由大專學生、知識青年所組成的社運藝術團體，在台灣全島巡迴表演，同時倡導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了相當的宣導效果，可是也觸怒了國民政府，於1949年引發了所謂「四‧六事件」，因此「四‧六事件」也可以稱作是「白色恐怖」的開端。
　　「四‧六事件」反映的是國民政府正式遷台前，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組織在台發展的狀況，也顯示「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其實是「左派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抬頭與壯大，而不是「台獨運動」的萌芽；只是國民政府在「四‧六事件」後展開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行動，以及台灣歷史教育上刻意省略了對內戰前後台灣島內實情的記錄，讓這段歷史遭到淹沒。
　　
　　 也因為缺乏真實歷史的記錄，在台獨運動於7、80 年代興起後，倡議台獨者才有機會選定對台灣人民感情有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並將之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以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死刑判決書是勇者的 勳章
2011年7月15日，在臺灣解嚴二十四周年紀念日，擔任總統的馬英九代表台灣當局歸還了本屬於黃家的黃溫恭家書；拿著總統馬英九頒發的回復名譽證書，63歲的黃大一對證書裡父親名字黃溫恭，雖然熟悉卻印象不多，因為黃溫恭在1953年5月20號遭到槍決，而當時的黃大一只有5歲。當年黃溫恭，是留日牙醫，但1952年9月被以判亂和加入匪黨為由，求刑15年，但這張判決書在蔣介石大筆一揮下，改判死刑。外孫女張旖容2007年在蔣介石特展中，意外發現了判決書，開始向國家檔案局爭取歸還。沒想到，判決書中還夾帶五封遺書，是黃溫恭寫給妻子和2個女兒，及大兒子黃大一的，黃家人更從來不知道，有這些遺書的存在。58年又2個月過去了，這些寫著對家人的愛和即將永別心情的字裡行間，卻被政府和其他公文一起歸檔，如今才回到黃家人手上。
    戒嚴時期在白色恐怖統治下而遭槍決的政治受難者，目前初步統計名單約有2千多人，但黃家人相信數量一定更多，而且在解嚴前，黃家人的生活也因為黃溫恭，被調查單位"特別"關切，兒子要出國留學，女兒結婚搬家，都受到嚴密監視。
    張旖容翻著花了3年多時間，才拿到的外公黃溫恭檔案，裡頭公文書洋洋灑灑，還有槍決後財產沒收清單，這些被陳封的政治受難者檔案，是反應歷史對錯最直接的證據。張旖容說，政府面對蔣介石，"功過"都不能迴避。
    在黃溫恭的遺書中還寫著，我的死屍不用領，捐給台大醫院供解剖實習，更有意義，但這個遺願並未實現。黃家人說，一張回復名譽證書，抵不過加害者真正的認錯和道歉，而屬於受難家屬的東西，政府有責任清償歸還，這是屬於家屬知的權利，更需要這個遲來的正義。
    黃溫恭的妻子黃楊清蓮的告別式中，家屬放著「請政府發還五十七年前父親留給媽媽的遺書」訴求。照片引自「父親黃溫恭的遺書」
    經過許許多多的努力、爭取，終於在2年8個月後，2011年7月15日遺書正本歸還家屬，選在台灣解嚴24週年，乃因要配合馬英九總統“演戲”（仁慈、寬宏大量的阿九總統？），馬總統成了活動的主角，家屬只能當配角。馬英九總統的平反與懺悔行動，家屬團體沒有任何感激之意，馬英九總統的贖罪行為只被看做一場“演戲” !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背後故事

    1949年中共在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全面取得勝利，蔣介石敗退台灣，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宣告將建設台灣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則決定於1950年夏派軍解放台灣，取得勝利拼圖的最後一塊。

1949年前後，中共有關部門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解放台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餘名幹部入台，並建立了不同的情報機構。後經中共總政治部聯絡部調查，其中1100多名在台犧牲，劉光典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2月4日，農曆正月初五，中共總政治部辦理「劉光典烈士追思會」。

1959年2月4日，前往台灣執行任務的劉光典，被國民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殺害於台北新店安坑刑場，距舉辦追思會時已經過去55年了。

中共總政治部聯絡部進一步調查，核實了846位任務失敗被殺害的中共特工及其他吸收人員，他們的名字被刻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花崗岩牆壁上，包括劉光典烈士在內，使得他們的名字和事迹得以解密。但還有數百位英烈的資料未到公布時機。

「大部分特工下場是很淒慘，有的被扔到鏹水池，有的裝在麻袋扔海裏……，有些遺體被送進國防醫學院解剖教室解剖。」

劉玉平姐弟二人展開了一場歷時五十載、跨越海峽兩岸的追尋。在還原那段歷史事實的同時，他們也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父親劉光典。

接受赴台任務

1949年6月，新中國宣告成立前夕，父親劉光典突然離開了家。大姐劉玉芳記得，1950年父親從長沙寄來過一封信，內容大致是：「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做生意，時間會比較長，事情結束馬上就回家。」

這是劉光典與家人的最後一次通信，此後便音訊杳然。

實際上，他們的父親劉光典是接受了中共黨的指示，奔赴台灣執行任務。

劉光典是一名成功的商人。1922年生於旅順，成年後，就讀過哈爾濱鐵道工學院。畢業以後，做起了醫藥生意。

1942年劉光典與王素蓮成婚。劉玉平手中還保留著一張父母的結婚照。父親高大英俊，母親溫婉可人。他們衣著講究，神態安詳，是一對令人艷羨的小夫妻。...

劉光典日語、英語俱佳，而且長得一表人才，事業上順風順水，他奔波於北平、山西、內蒙古、上海等地從事醫藥、毛皮生意。劉光典很有經營頭腦，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家裡也頗有積蓄。

抗日戰爭結束那年，他結識了東北老鄉洪國式。洪國式是一位1938年就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入黨後一直在黨的情報部門工作，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的一員。

1947年蔣介石啟動全面內戰。中共駐南京、上海的辦事處被迫撤離，洪國式也轉到瀋陽工作，受中共東北社會部領導。當時，共產黨的大量工作人員轉入地下，急需發展能勝任地下工作的人。洪國式相中了頗有才氣的劉光典。

在洪國式的介紹下，劉光典加入中共大連社會部。隨後，他與洪國式一起重回上海籌建中共情報站——「華石公司」。

劉玉平在一份資料中看到，在黨組織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劉光典拿出了一千美元、十兩黃金支援革命。按照當時的金價計算，一千美元能折合30多兩黃金。即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筆巨款。

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神速。1948年6月，黨組織命令洪國式與劉光典轉移到平津做情報工作。劉玉芳記得，當時他們一家是坐飛機來北平的，可見當時生活的優渥程度。到達北平後，劉光典在宣武門內大街124號租下一個獨門小院，作為情報站。

那一時期，洪國式是劉家的常客。劉玉芳記得，來北平不久，父親曾帶她到東四牌樓附近的紅星電影院看電影。在黑暗的放映廳裏，父親一直在與身邊的洪叔叔低聲談話。

1948年至1949年，國共雙方在戰場上形勢逆轉，很快中共解放軍就以摧枯拉朽之勢，把國民黨軍隊打到了長江以南。1949年上半年，除了台灣、金門等島嶼外，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入中共之手。中共中央已經把下一步作戰目標瞄準了台灣。...

     自1948年底，中共情報工作的重點，開始向南方轉移。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灣及周邊島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社會部命洪國式、劉光典等人做向南方開進的準備。

1949年6月，劉光典離開北平前往香港，準備赴台。此時，中共中央已經確立了1950年夏天解放台灣的計劃。跨海作戰，情報工作尤為重要。當時，中共在台灣還沒有建立電台，只能靠交通員赴台灣取回情報。這個任務就落到劉光典身上。

劉光典所在的情報小組，由洪國式領導。赴台工作前，組織上給他們進行了詳盡的分工。

洪國式負責收集、匯總、處理各種軍事情報。台灣籍共產黨員王耀東負責聯絡工作，他的任務是將整理好的情報交給交通員劉光典。

劉光典除了負責取回情報外，還肩負向在台地下工作者傳達上級指示和考察在台地下工作者的任務。

為了能讓劉光典和洪國式順利進入台灣，中央社會部通過中共安東省政府主席劉瀾波聯繫到其堂兄——國民黨陸軍上將劉多荃。劉多荃立刻給在台灣的兒子劉全禮寫信，讓他經辦此事。...

劉多荃上將，曾經在西安事變中擔任捉蔣行動總指揮，劉上將欣然接受此任務，讓劉全禮與劉天民合作，劉天民，40歲，遼寧人，劉多荃之姪。北方企業公司總經理。

劉全禮原任東南長官公署作戰部上尉參謀。1949年，中共中央社會部派遣洪國式來台，擔任潛台組織負責人。洪國式與劉全禮之父劉多荃上將素有交情，來台後便接受劉全禮參加組織，負責軍事調查、策反高級軍官等工作。洪國式來台後，由劉全禮囑咐劉天民，利用其商行關係，辦理偽造之身分證明。1950年，情治單位循線逮捕洪國式，洪國式於審訊期間自新，交出組織名單，導致劉全禮等人先後被捕，判處死刑。洪國式於此案未獲罪，後送往綠島擔任新生訓導處上校教官。

當時，劉全禮擔任國民黨軍官，他不但可以掩護洪國式等人赴台，還能為洪國式提供軍事情報。

在劉全禮的安排下，洪國式成為劉天民開辦的北方企業公司的副總經理，並通過該公司辦妥了身份證和入台證。

劉光典則以劉天民堂侄的身份，辦理了身份證明。與此同時，潛伏在台灣《掃蕩報》的地下黨員鄒曙，為劉光典辦理了入台證。

1949年10月25日，劉光典從香港出發，渡海赴台。這是他第一次去台灣。

二進台灣面臨險境

就在劉光典赴台的當天凌晨，葉飛將軍指揮一萬解放軍登上金門島古寧頭。經過三天三夜的激戰，近萬名解放軍指戰員、士兵和船工犧牲一半，而另一半被俘在金門島上。這次登陸戰的失敗，證明了包括氣象、海潮漲退時間在內的軍事情報的重要性。...

劉光典第一次到台灣後，他馬上與王耀東接上了頭，順利拿到第一批情報。11月27日，在台工作一個月後，劉光典接到上級指示，準備返港。劉光典用米湯將這些情報寫在一張包茶葉的紙裏，帶回了香港。

據《保密局機密文件》記載，這批重要的軍事情報包括：國民黨在台灣的陸、海、空軍情況；台灣氣象密碼；台灣海潮漲退時間表；台灣西海岸國民黨駐軍及港口守軍情況；兩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訊密碼。為了搜集更多情報，1949年12月10日，中央有關部門派洪國式進入台灣。

蔡孝乾出生於台灣彰化。1924年，16歲的蔡孝乾來到大陸，在瞿秋白的薰陶下，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上海台灣青年會。1928年他返回台灣組建台灣共產黨，不久又回到大陸，後來參加了兩萬五千里長征。蔡孝乾是唯一的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台灣籍共產黨員。抗戰勝利後，身為台灣人的蔡孝乾回到台灣，成為中共在台灣的最高負責人。不過，這位最老資格的共產黨員並沒有經受住考驗。

被捕後，蔡孝乾很快叛變，並供出了中共台灣工委的組織和人員名單。…

1949年《光明報》案發，鍾浩東被捕，牽連出陳澤民，陳澤民被捕，又牽出「老鄭」。

1950年1月29日，保密局偵緝組組長谷正文帶隊，在台北古亭區將秘密潛回住所取錢和衣物的「老鄭」蔡孝乾抓獲。

蔡孝乾被捕後，先是供出了武工部長張志忠的一處藏身地址，又主動提出帶著保密局特務去抓捕地下交通員黃天，在黃天住處趁機逃跑。

張志忠隨後不幸被捕，在台北市南昌街的保密局監獄受盡折磨。

據一位獄友回憶，張在獄中鐵骨錚錚，每當看見有人關進來，就大喊「早說早死，晚說晚死，不說不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蔣經國兩次到獄中勸降，但張志忠毫不妥協、只求一死。

1954年3月16日（一說1951年4月3日），張志忠遇害。1988年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長期調查核實，追認張志忠為革命烈士。

而蔡孝乾在嘉義縣畚箕湖鄉下躲了一個月，還是忍不住出來放風，終於在2月27日被保密局特務抓捕。

3月4日，洪幼樵在基隆碼頭正欲乘船離台時被捕。至此，台工委領導層全軍覆沒。

二次落網的蔡孝乾徹底投降、迅速變節，據谷正文回憶錄稱，蔡整日埋頭寫交代材料，竟寫到精神恍惚之地步，他的供述至少使400多名地下黨人被捕。這之中，自然少不了吳石、朱楓。

叛變後的蔡孝乾

蔡孝乾的叛變使得中共在台地下組織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牽連1800多人被捕入獄。其中就包括中共華東局派往台灣的交通員朱楓和她聯繫的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

當時中共在台的地下組織主要分為三支。其一是以蔡孝乾為書記的中共台灣工委；其二是中共華東局派到台灣的地下工作者，朱楓便屬於這一系統；其三是洪國式和劉光典所屬的中央社會部派遣至台灣的地下組織。

此時，島內風聲鶴唳，劉光典等人的處境非常危險。2月初，劉光典給上級發出信息「貨已辦妥，日內運港」，但不知什麼原因，他沒有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引路人是叛徒嗎？

雖然洪國式情報小組與台灣工委和其他在台地下組織並沒有發生橫向聯繫，但是2月底，洪國式等人還是暴露了。

1950年2月28日，洪國式正在台北車站察看車次表。這時一個無賴過來挑釁，兩人發生了爭執。車站警察聞訊趕來，以二人違反戒嚴法為名，將他們帶回了派出所。開始，警察對洪國式非常客氣，說核實了身份就可以放他走。

洪國式稱自己是台中北方企業行的副經理，因公事來台北出差，現在正準備回去。警察讓洪國式提供幾個證明人的聯繫方式，只要能證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洪國式不知道其中有詐，先後兩次向警察提供了地下組織成員的聯繫方式。...

國防部保密局在「本案之綜合檢討」一欄中寫道：「就地下工作鬥爭技術言，稍具經驗者，似即應有所懷疑與警覺，並詳加以分析。乃洪犯因求離派出所心切，一再以通訊方式，泄露工作人員姓名及地址。致令重要關係，瓦解於頃刻。」

由於洪國式的疏忽，組織成員胡玉麟、錢汾、鄒曙、華震、劉天民、劉全禮等人相繼被捕。洪國式情報小組毀於一旦。

洪國式被捕以後有沒有變節，一直以來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洪國式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供出了組織成員。後來，國民黨把洪國式安排到火燒島做政治教官，專門勸說關押在島上的中共地下黨員和從朝鮮戰場轉送過來的志願軍戰俘。

在大陸方面，有關部門也認為洪國式叛變了。劉玉平說，前些年他曾輾轉打聽到在吉林的洪國式夫人的電話。

「老太太一聽我是劉光典的兒子，就感嘆說，他（洪國式）太不爭氣，不像你爸爸那樣成為一名革命烈士，他的事我不想再提了。」

不過，劉玉平卻認為，說洪國式是叛徒太過草率。對敵鬥爭非常複雜，洪國式叛變的問題，可能另有隱情。

「洪國式被捕後，並沒有像蔡孝乾那樣出賣同志，而是盡最大的可能保護革命利益。」劉玉平說。他曾通過一個朋友，查到當年國民黨特務對洪國式的審訊記錄。當特務問他，交通員劉光典在哪裡？他說，劉光典回香港取電台去了。其實，他明知劉光典當時就住在台北天星旅社。「就是因為他的掩護，才給了我父親逃生的時間。」

劉玉平說:「後來，他被調到火燒島，當著敵人的面假裝勸關在這裡的人轉變立場，暗中卻鼓勵他們堅定信念。」

不過，保密局最終也沒有饒過洪國式。1960年，也許假自新被識破，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並被殘忍的肢解後拋入河中。洪國式在台灣的經歷，逐漸被組織上了解清楚。幾年前，有關部門下發文件，將對他的評價更正為「因公犧牲」。

洪國式情報小組是怎麼暴露的呢？劉玉平通過友人，找到了當年國民黨保密局繪製的「洪國式組織關係圖」。

在這幅圖的最上一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下面一級是李克農；再往下是中共在台灣的地下情報組，負責人是洪國式；洪國式下面分為「情工」、「交通」、「敵工」三個部門，劉光典是唯一的交通員。

劉玉平吃驚的發現，在「情工」、「敵工」兩個部門中，陳琦、楊文亮二人的名字旁都被註明「本部內線」。

據這份材料表明，楊文亮是一名國民黨空軍機械官。他與地下組織成員趙德明是同學，從而打入組織內部。1949年12月，陳琦以楊文亮朋友的名義，也打入地下組織。

1950年2月2日，楊文亮見到了剛剛抵台不久的中共特派員洪國式。洪國式太想得到國民黨空軍的情報，疏忽了對此二人的防範。最終，致使整個組織全軍覆沒。這不能不說是洪國式所犯下一個極大的失誤。

《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

道出深山四年生涯

很長一段時間，劉玉平對於父親的逃亡生涯，所知僅限於《保密局機密文件彙編》中寫的那句話：「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人的生活。」劉光典是怎麼躲過保密局追捕的？他又是怎麼在人地生疏的台南深山捱過了四年？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劉玉平，直到一本小冊子在網路上出現。

2008年9月的一天，劉玉平的兒子劉新宇在網上搜「劉光典」三個字，竟然在網上搜出來一本粉紅色的小冊子。小冊子封面正中印著《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著「台灣保安司令部印製四十四年元月」幾個字。...

初看小冊子，並不知道它說的是哪個「匪諜」，仔細看下面的引文，劉玉平大吃一驚。這本小冊子寫的正是他父親劉光典的故事。

當時，這本小冊子正在網上拍賣，定價新台幣500元。劉玉平立刻給台北的朋友王錦松打電話，託他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小冊子買下來。王錦松不負重託，一刻也沒耽擱，就買到了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是當年國民黨保安司令部發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詳細記載了劉光典在台灣的逃亡生涯。

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劉光典從聯絡人王老太太那裡聽說了洪國式被捕的消息。當夜他返回台北，與王耀東見面。劉光典將身上的文件轉移給王耀東，然後回到居住的天星旅社門口。當確認沒有埋伏後，劉光典進入旅社將行李和情報全部帶走。

劉光典乘一輛三輪車離開旅社，逕直趕往王耀東供職的「公論報社」與他會合。可是，他並沒有在報社找到王耀東。此時，劉光典已不能再住店，於是他便在三輪車夫家借宿了一宿。

第二天，劉光典給香港組織發了一封電報：「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表示組織已遭到徹底破壞。然後他在王耀東的安排下，搭車前往善化，借宿在王耀東友人家中。當天晚上，劉光典將身份證改為羅輔基。翌日，劉光典繼續乘車來到台南。此時，王耀東也已經來到台南，並把劉光典安排在賴正亮家。

劉光典在賴家住了3個月。白天，他與賴正亮到甘蔗田收甘蔗；晚上，則住在賴家的牛棚里。在這期間，劉光典曾託賴正亮尋找返回大陸的走私船，但是沒能如願。後來，島內發動突擊大搜查，劉光典又先後躲在胡滄霖、李顯玉、李顯章、王連福等人家中。

在這期間，李顯玉與友人楊林酒後打架，楊林曾威脅要去告發李顯玉窩藏共產黨人。為了確保安全，劉光典只好這家住兩天，那家住兩天。最後，他在台胞王連福的幫助下，在樹林裡搭了一個地寮。...

所謂「地寮」，其實就是在地上挖一個洞，洞上面蓋上茅草。就這樣，劉光典掘地為穴，以水果野菜充飢，一躲就是三年。

此時，王耀東也由於另一起案件的牽連，逃入山中，與劉光典會合。1954年2月13日，在高雄深山中躲藏了4年之後，劉光典和王耀東被保密局抓住了。

據《保密局機密檔案彙編》中記載，1954年2月9日，曾經掩護過劉光典的胡滄霖被捕。胡滄霖供述，1950年他的親戚王耀東和一名外省人曾經先後躲藏在他和李顯章等人家。

小冊子上記載，胡滄霖是一名教師，由於與王耀東是親戚，所以也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不過胡滄霖並不堅定，在掩護劉光典的過程中，他表現得很不積極，還勸李顯章不要管劉光典。

果然，被捕後，他第一個供出了劉光典。國民黨特務得知有一外省人常年躲在深山中，判斷他可能是中共地下組織的高級成員。

1954年2月12日，他們包圍了高雄旗山。保密局準備上山搜捕劉光典和王耀東之前，一直幫助他們躲藏的警察池仁致曾給他們報信兒。

劉王二人聞訊迅速轉移，但是面對保密局地毯式的搜捕，他們還是在劫難逃。2月13日劉光典和王耀東被捕了。

《保密局機密檔案彙編》「本案之綜合檢討」中寫道：「王匪在逃亡期間，因與胡滄霖屬親戚，復因未研究胡匪屬於台共組織，乃遂將劉光典交其掩護，致胡案發後，牽連己身，卒遭捕獲。設使能及早究明胡匪身份，而避免發生橫向關係，王劉二匪或將仍可僥倖逃亡。」

監獄裡的苦難歲月

劉光典被捕以後，被保密局關押了5年，1959年2月4日被行刑犧牲。

被關押的5年中，劉光典是怎麼過來的？他又經歷了什麼？劉玉平沒有找到任何文字記載。直到2010年8月他偶然在《書城》雜誌上看到一篇名為《一個台灣老兵的回憶》才有所了解。這位台灣老兵是旅居美國的張家林。1957年，台灣白色恐怖下。面對不堪的政治環境，一個戰友動員張家林把船開到大陸去。

雖然他們只是說說而已，還沒行動，可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張家林很快就被逮捕，並被判處10年監禁。在台北青島路軍法處看守所，張家林與劉光典正好關在同一個號子裡。

剛一見面，劉光典就自報家門，這讓張家林對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因為在監獄裡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張家林記得，劉光典長得高大英武，頭髮鬍子都留得很長，像個野人。

後來他發現劉光典很能幹，會說日語和閩南語。張家林回憶，劉光典很仗義，每次發現菜裏有肉片，他都會對張家林說：「小張，你吃。你身體不好。」

張家林記得有一次，他問劉光典：「你幹嘛來台灣？」劉光典回答：「我奉命。」聽他這麼一說，張家林心生敬意，知道劉光典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張家林的回憶為劉光典留下了最後的人生片段。劉玉平本想親自拜訪一下老先生，了解更多關於父親的信息。可惜那時張家林已經去世一年多了。

1959年，劉光典被台灣當局殺害於台北新店安坑刑場。臨刑前，國民黨為他拍了一張照片。「他被國民黨憲兵五花大綁地押赴刑場、即將走向死亡時的表情與神態，就如同結婚時和母親合影時一樣，自信而沉穩，頭微微地偏向右側。」...

2008年，劉玉平把搜集到的判決書和劉光典行刑前的照片，一併送到了父親的派出單位。看過這些材料後，單位領導才告訴他一個隱藏了50多年的秘密：1954年劉光典被捕後，曾有一個長相酷似劉光典的人到本局駐港機構門前散布反共言論，表示跟共產黨決裂。當時，許多認識劉光典的人都看到了這一幕，都以為劉光典叛變了。

魂歸故里

2002年前後，劉家姐弟從友人處得知，台灣當局成立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這個組織是專門負責對戒嚴時期遭受迫害者進行補償的政府機構。成立當年，補償金申請案就高達5000件。

劉家姐弟於是向該組織提交了賠償申請。劉玉平說，也許在取證的過程中，他們能發現更多關於父親的資料。

2006年，劉家姐弟終於接到了基金會寄來的決定。不出所料，基金會駁回了他們的申請。劉玉平說：「這個補償條例有一個規定：『罪大惡極的共匪不予賠償』。他們把我父親歸到這裡面了。」雖然沒有得到賠償，但如劉玉平所料，他們的確收穫不小。

台灣方面在辦理此案時，查閱了許多原始檔案，並在判決書中簡述了劉光典在台灣從事的地下活動。這是他們第一次從台灣官方渠道，獲得父親的信息。更令他們感到欣喜的是，在此期間父親劉光典的骨灰竟然被找到了。

2003年，在台灣島內各方人士的呼籲下，台灣當局決定將台北市郊的馬場町和六張犁闢為紀念公園。這兩處是當年行刑和埋葬受難者的地方。2003年春，為了重修六張犁的靈骨塔，有關部門向社會發出公告，請親屬暫時將塔內骨灰領走，待靈骨塔修好後再行安放。互助會的王錦松等人在骨灰名單中，發現了劉光典的名字。...

很快，王錦松將寫有劉光典名字的骨灰罈照片發了過來。看著照片，劉玉平百感交集。父親離家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剛剛1歲多的嬰兒，而今他已年過花甲，看到的卻是一個寫著父親名字的骨灰罈。

如今，他們將父親的骨灰分成兩半，一半留在已改建為「人民忠魂紀念公園」的台北六張犁，另一半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離家60多年的英雄烈士，終歸故里。

二次落網的蔡孝乾徹底投降、迅速變節，據谷正文回憶錄稱，蔡整日埋頭寫交代材料，竟寫到精神恍惚之地步，他的供述至少使400多名地下黨人被捕。這之中，自然少不了吳石、朱楓。
叛變後的蔡孝乾

 


 

林英傑小檔案

(引用維基百科)

林英傑，原名林邦富，1913年生於泰國曼谷，祖籍廣東省揭陽縣，父林柏年為牙醫師，在曼谷開牙醫診所，林柏年娶泰國女子生林英傑，林英傑幼年就讀泰國培英學校，1927年初中時返回故鄉揭陽就讀榕江中學，1928年轉學至廈門集美水產學校 。

加入共產黨

林英傑就讀集美水產學校期間，受共青團員陳辛仁影響思想左傾加入中國共產黨，陳辛仁因從事共黨組織活動，而遭到學校退學處分，陳辛仁轉學至岩光中學並持續寄發左翼書刊給林英傑，收信時雖採用化名但林英傑仍遭校方察覺為共黨份子而開除。

發展組織

因弟弟林邦國在汕頭岩光中學就讀，林英傑遭校方開除後，與同學黃定志一同在汕頭的小學任教職，與弟弟同住一處。1934年，特務圍捕林英傑未果將其弟林邦國逮捕，最後由父親疏通營救得以返回泰國。1936年，林英傑到普寧縣梅峰中學任教，並與同校教師陳綠綺相戀結婚，1940年林英傑與妻子到南僑中學任教，南僑中學為中共潮汕黨部所興辦，為中共重要人才培育基地，1940年8月南僑中學遭到國民政府勒令解散，1940年10月林英傑進入江蘇鹽城抗大五分校學習，百團大戰後，日軍對蘇北地區進行掃蕩，林英傑參與反抗，1941年林英傑被派任到鹽城，歷任鹽城縣教育科長、縣政府秘書、鹽城縣第六區委書記、鹽城市委書記，直到抗戰結束。

潛伏任務

1946年初，中共華東局組織派遣林英傑、洪幼樵、徐懋德與陳仲豪等人，赴台協助蔡孝乾組織省工委，並吸收組織成員加入，林英傑由已加入共產黨擔任台南市新豐農業學校校長的黨員陳福星安排進入該校任教，1947年11月，該校教師丁錦昌等遭逮捕，陳福星、林英傑開始逃亡，林英傑逃亡至香港。

1948年組織安排林英傑進入台灣員林中學擔任教師，銜命誘引時任新竹市警局局長的許振庠回復黨籍，並發展組織，不久林英傑又遭到當局追捕，透過徐懋德安排，前往基隆市工委組織的省立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處，並與陳仲豪等人成立宣傳部，發行光明報，林英傑擔任主筆，撰寫社論抨擊國民政府，或印發延安新華社電訊，鼓吹革命，分析共軍形勢大好，全島解放指日可待等。隨著國共內戰戰事進入尾聲，國府聲勢搖搖欲墜，光明報的發送相當於半公開的狀態，由省工委組織成員發送，一次竟派送到士林官邸，蔣介石閱畢大怒責令限期破案，正好省工委學工委台大法學院支部成員王明德將光明報拿給心儀女子作為炫耀竟遭檢舉，光明報遭破獲後導致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落網，林英傑、張伯哲安排陳仲豪、陳少麟、方喬然等潛台黨員撤離，最後林英傑仍遭到當局逮捕並判處死刑，1950年7月21日遭槍決於馬場町。

紀念

林英傑遭槍決後，林英傑家屬1957年得到中國內務部長謝覺哉的協助，領到《革命烈士證明書》與《烈士家屬證明書》，證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署。

由於大陸劇《潛伏》的風行，使得當年的「潛伏者」事蹟受到關注，2017年，返回大陸後在汕頭任教退休的陳仲豪接受電視台的訪問，於清明節時祭拜張伯哲與遙祭當年的戰友同志，回憶起林英傑等人在基隆中學時的往事。

隱蔽戰線的勇者
1945年至1955年之間，有一群隱忍、堅韌的人，他們肩負使命，在台灣島長期進行秘密潛伏。在當年的台灣當局口中，他們是「匪諜」、「共諜」，被形容為惡魔般的破壞者。但他們是隱蔽戰線的勇者──中共台灣地下黨。

 


 

谷正文破獲保定綏靖公署“共諜”案
　　我們現在才知道，在戰火紛飛的戰爭年代，戰場上有浴血拼殺，也有知己知彼的情報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情報工作更是先機制敵，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因此，共黨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時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和秘書長的周恩來，就以睿智的眼光，卓越的遠見，創建了共黨情報系統。通過隱秘戰線上的鬥爭，完成正面交鋒無法完成的工作，獲取各種克敵制勝的資訊，以贏得軍事鬥爭的勝利。
　　1947年9月，在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發生的轟動一時的“共黨諜報案”中，英勇犧牲的地下黨工作人員謝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國、趙良璋等，就是長期戰鬥在國民黨心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解放事業而獻出鮮血和生命的“暗戰”英烈。
　　抗戰勝利後，為了終止國共內戰，美國派馬歇爾將軍來到中國，與國共雙方代表成立軍事調處三人小組。同時在北平也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軍調處北平執行部的組成，也是三個方面，共方首席代表是葉劍英，李克農是參謀長。美國與蔣對和談毫無誠意，他們以調處為掩護，調兵遣將，準備向共方解放區大舉進攻。為了粉碎蔣介石的內戰陰謀，利用這個機會，李克農領導的社會部在北平發展了一批秘密關係。1946年6月，內戰爆發。8月10日，北平執行部隨之解散。在北平軍調部共方代表撤出後，所領導的地下情報人員分別移交給中央情報部和華北局敵工部。打入保定綏靖公署內的地下情報人員歸屬石堅系統領導。石堅，又名王石堅，早在20年代就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參加了地下黨，他先後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有著豐富的秘密鬥爭經驗，當時領導著西安、蘭州、瀋陽等地的秘密情報網。1947年2月，石堅奉中共中央情報部之命，由西安抵北平聯繫地下情報組織。李克農、馮弦詳細地介紹了情況後，指示他:“最好是坐鎮北平，相機到西安、蘭州、瀋陽等地指導工作為宜。”但石堅未能聽進李克農的話，他接收地下情報關係後，仍長住西安，只是必要時才來北平一趟。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北平地下情報組織的領導，致使地下情報組織在應付突發事件時，不能迅速地作出反應。
　　打入國民黨十一戰區 (後為保定綏靖公署)的共方地下情報人員，多次利用公開身份的掩護，獲取國民黨大量機密情報，並及時轉送共黨組織，這些情報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共軍在華北各戰場取得克敵制勝的主動權。1947年春夏，華北共軍相繼發起正太戰役、保北戰役和青滄戰役，殲滅國民黨軍數萬人，迫使保定綏靖公署管轄區域內的國民黨軍隊由重點進攻轉為步步退守，全面防禦。蔣介石獲悉華北戰場國民黨軍隊屢次受挫失利的戰況後，大為震怒，嚴厲斥責孫連仲指揮不力，命令他親自上前線指揮作戰，挽回敗局。身為保定綏靖公署主任的孫連仲，此時處境十分為難，屬於其個人資本的部隊已大部為共軍殲滅或起義，眼下指揮的部隊都是蔣介石的嫡系，他指揮不靈，屢吃敗仗，心中頗感彷惶苦悶。在此進退維谷之際，鹿鐘麟（舊西北軍上將，曾任國民黨兵役部長)給孫連仲建議:“這個仗是打不下去了，只有與共產黨和談才是出路。”在得到孫連仲默契後，鹿鐘麟當即找到保定綏靖公署中將高參兼政治設計委員會主任余心清，要求他想辦法與中共中央聯繫，代表孫連仲擬以第三勢力的地位與中共和談。余心清接受指示後，感到事關重大，應盡力促成雙方和談，取得局部和平。他反覆考慮，想到了外事處少將副處長陳融生，認為陳因工作之便，曾與軍調部中共代表打過不少交道。於是他找到陳融生，開門見山地說:“孫連仲有意與中共和談，你有沒有辦法給中共中央發個電報？”陳融生當時是共方地下情報小組成員，因此事來得突然，他又不瞭解孫連仲的意圖，不敢貿然行事，因此拒絕了。隨後，余心清又一次找到陳，介紹了孫連仲的想法和誠意，迫切希望陳儘快聯繫。陳融生感到此事緊迫，又確有重要意義，經過請示，便與余心清共同擬寫了“周 (恩來)、葉 (劍英):孫事已成，請速派員來平。”的電報稿，通過聯絡人轉交給共方北平秘密地下電臺，連夜發往陝北中共中央前委。
　　共黨中央主管情報業務的羅青長接到電報，立即呈交周恩來副主席 。周副主席 與其他中央領導研究後，指示羅青長給孫連仲覆電，要孫派人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與劉少奇和朱德聯繫，並對羅說:“孫連仲那裡有我們很重要的情報關係，北平地下情報組織不應管這件事，統戰和情報要截然分開!不然會出大亂子的。你發電批評他們，使他們以後要格外慎重。”北平秘密電臺收到陝北中央前委的覆電後，即通過聯絡員轉交陳融生，由陳將聯繫結果告知余心清，余表示要再和孫連仲商量。
　　194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余心清在北京飯店舉行招待外國駐北平領事的宴會，到會的有美、英、蘇、法等國的總領事，其中還有美聯社、法新社的新聞記者。在會上，余心清向與會人員透露:“孫 (連仲)主任有意與中共進行斡旋。”此語一出，全場譁然。招待會還未結束，美聯社即用快電將這條爆炸性新聞發出。新聞稿云:“孫連仲與中共勾結，北平有發生第二次西安事變的可能……”消息傳開，在國民黨內部引起很大驚恐和混亂，蔣介石極為震驚，速即命令保密局長鄭介民查辦此事，查清孫連仲與中共勾結內幕，逮捕與此案有關人員。保密局北平站站長黃天邁和北平行營電檢科科長趙容德利用美國新制無線電偵測電臺，從北平城四個方面進行偵測，一步一步縮小範圍和方位，最終確定密台的具體方位。在此基礎上，又連夜挨戶偵查，查到密台的確切地點。一張秘密搜捕共方地下情報人員的黑網迅速在北平撒開。
　　1947年9月24日夜，正當北平中共地下密台報務人員準備架機工作時，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務突然闖入室內，將密台負責人李政宣等4人當場逮捕，電臺、密碼、情報底稿、活動經費以及來往名片等全被搜繳。
　　李政宣被捕後，經特務連夜審訊，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長、中共情報工作人員董劍平等人。特務隨即於9月25日逮捕了董劍平。經特務突擊審訊，董劍平隨即供出了在保定綏靖公署任職的5位重要情報工作人員，他們是第一處少將作戰處長謝士炎，軍法處少將副處長丁行，第二處參謀主任石淳，作戰科長、中共地下黨員朱建國，北平第二空軍司令部參謀趙良璋。
　　謝士炎，1912年生於湖南省衡山縣。1937年考入國民黨陸軍大學。1940年任國民黨八十六軍四十六團團長。1942年浙江衢州之戰，謝士炎率一團之眾，與十倍於己的日寇激戰數晝夜，殲敵兩千多人，擊斃日軍旅團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八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國民黨政府派往各地的大量接收官員，其中不少人品質惡劣，貪污腐化，掠奪民財，鬧得烏煙瘴氣，百姓怨聲載道。謝士炎對接收大員的惡劣行徑深為反感，為此，在自己所管轄區範圍內嚴加制止。因而遭到國民黨接收官員與軍統特務的嫉恨，他們把謝士炎當作眼中釘，肉中刺，採取惡人先告狀的慣用伎倆，誣陷謝士炎將軍利用職權“大發接收財”。對此蔣介石竟偏聽偏信，下令將謝士炎撤職查辦，被當成“重要罪犯”關進軍事監獄。幸虧軍隊裡同僚好友們都知道謝士炎將軍是一位“廉潔奉公”的將領，採取多方奔走為之鳴冤，並通過宋美齡說情，3個月後予以釋放。恢復少將軍銜，並委任為保定綏靖公署一處少將處長。
　　通過這次被捕入獄事件，謝士炎更加認清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真面目。他面對現實，不得不冷靜下來，慎重地思考人生道路重新選擇的問題。他認為只有選擇“棄暗投明”，走共產黨人的路，才能振興中國。憑著多年戎馬生涯的磨練，與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謝士炎認為曾與自己共事多年的好友、外事處副處長陳融生有可能是共黨在軍隊的臥底，不妨一試。1946年深秋一個夜晚，出人不備，謝士炎突然闖進陳融生的宿舍，並用左輪手槍對準他說：“融生老兄，你到底是什麼人？”未等陳融生反應過來，接著又緊逼一句：“你到底是什麼人！我要找共產黨，親自遞交一份有關國民黨軍隊進攻張家口的絕密作戰計畫。今天，如果你拒絕或辦不到，我這槍可不認人。假如我看錯了你，我也不想活了，我們倆人同歸於盡！你快說！”陳融生確實是戰鬥在敵人心臟多年的中共地下黨員，但謝士炎這一招太突然了，自然不會貿然暴露自己就是共產黨員。他稍一沉吟，就假裝十分吃驚地說：“士炎兄，先把槍收起來，讓人看見不好交待。就憑我倆兄弟交情，既然士炎兄有難處，不妨讓我設法試試看。”
　　就這樣，在謝士炎少將處長合法身份的掩護下，陳融生機智巧妙地設法將絕密軍事情報送到北平軍調處中共方面顧問、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徐冰手中。徐冰一看事關重大，立即將絕密軍事情報轉交給北平軍調處中共代表葉劍英手中。10餘天後，傳來了共軍在張家口戰鬥中取得輝煌戰果的捷報，證實了謝士炎所提供絕密軍事情報的重要價值與準確性。從而陳融生與謝士炎之間，消除疑慮，增加互信。陳融生從此不斷鼓勵謝士炎堅定地跟中國共產黨走。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決定委派謝士炎，利用少將處長特殊的合法身份，在北平第十一戰區官邸展開地下工作和兵運工作。謝士炎曾出席蔣介石親自召開的涿州軍事會議，會後謝士炎通過陳融生把蔣介石對全國軍事部署與作戰計畫絕密情報及時地送到北平地下黨組織轉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經過半年多時間的嚴格考察，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經慎重研究，認為謝士炎已具備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而奮鬥終身的共產黨員條件，決定於1947年2月4日吸收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然而，同年9月26日，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設在東四牌樓的秘密電臺被偵破。秘密電臺台長李政宣被捕後叛變。翌日，謝士炎等一批共產黨員被逮捕，並秘密押解到南京，投入國民黨陸軍中央監獄。監獄裡谷正文對謝士炎用盡種種酷刑拷問折磨他，妄圖讓其屈服。但謝士炎錚錚鐵骨，寧死不屈。他自知即將就義，於是在獄中寫下浩氣長存、感人至深的七絕詩一首：人生自古誰無死，況復男兒失意時。多少頭顱多少血，續成民主自由詩。
　　丁行，是“共黨諜報案”犧牲者中黨齡最長、年齡最大的共產黨員。他字行之，又名丁可壯。生於1908年，山西夏縣人。他早年在夏縣堆雲洞平民中學、師範講習所讀書，後在下留村小學執教。1927年8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曾先後兩次組織夏縣農民暴動，失敗後潛入西北軍池峰城部，以文書、上校秘書等身份從事共黨的地下活動。1938年抗戰之初，他邀請30餘位作家成立了戰地服務團，慰問前線將士。抗戰勝利後，他奉命隨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北上。孫十分賞識丁的才華，擔任了十一戰區長官部軍法處少將副處長(後改任保定綏靖公署軍法處少將副處長)，兼任河北省政府機要秘書(省主席 由孫連仲兼任)，同時，他又是孫連仲的家庭教師。丁行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從事地下情報工作的同時，還營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因此，被救者都親切地稱他為“前門進、後門出的軍法處長”。1946年初，北平軍調部成立後，丁行即與共方代表薛子正、徐冰取得聯繫，並直接由他們領導。在此期間，他曾將蔣介石親自主持召開的涿州軍事會議的有關絕密資料報送共黨中央，並多次提供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戰場上的兵力部署、作戰計畫及其他政治、經濟方面的重要情報。丁行被捕後，在獄中受到了嚴刑拷打，但他堅定不移，始終不吐實，他曾對難友說：我們是死犯，絕不想活著出去了，不過革命勝利，我們的死也是值得的。1948年10月19日，丁行在雨花臺壯烈就義，犧牲時年僅40歲。

　　在 “共黨諜報案”中不幸被捕、英勇犧牲時剛至而立之年的朱建國，是江蘇省睢寧縣人，生於1918年，童年在家鄉讀小學，後就讀於本縣中學。抗日戰爭爆發後，憤於國土淪亡之痛，毅然投筆從戎。1938年初，朱建國離開家鄉來到徐州，參加了國民黨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經過半年的訓練，又考取了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6分校16期。1940年畢業後，分配到五戰區長官部任見習參謀。由於他聰明幹練，深受該部參謀處長高松元的賞識，1942年升任上尉參謀，又被保送到陸軍大學西安參謀訓練班學習。在學習期間，朱建國結識了同窗好友王嘯、唐復華、劉建之，他們意氣相投，志同道合，經常在一起閱讀《聯共黨史》、《大眾哲學》等馬列主義書籍，逐步轉變了自己的人生觀。當時，他們目睹蔣介石 “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的政策，心中十分憤慨，從各自的經歷中，感到國民黨的腐敗、反動，進而認識到 “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因此，畢業前，他們相約分頭尋找共產黨和地下革命組織，希望走上抗日救國的革命道路。 陸大參訓班畢業後，朱建國和唐復華攜帶一份百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衝破重重封鎖，到達大別山共方中原軍區根據地。但由於他們沒有正式組織關係介紹，其身份又是國民黨軍官，因此共黨中原黨組織對他們熱情接待並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後，將其送回國統區。朱建國等人並末因此而灰心。1944年春，王嘯和劉建之去河南，找到了在國民黨第三集團軍司令部任書記官的地下黨員朱晦生。朱晦生經過瞭解和考察，將情況向他所屬黨組織—— 新四軍四師特別支部負責人許天民做了彙報，認為他們是真誠要求進步、熱情嚮往革命的，尤為可貴的是他們都是中央軍校和陸大參訓班出身，有學歷，有能力，這對於長期隱蔽，取信於敵，掌握核心機密，獲取重要情報，是必不可少的掩護條件。經特支研究決定，報請中共鄂豫區委批准，吸收王嘯、劉建之為中共黨員。旋即由朱晦生和王嘯介紹，朱建國、唐復華亦於1945年8月17日加人中國共產黨，從此，歷經曲折的朱建國，終於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戰勝利後，朱建國接受黨組織要求他打入敵人要害部門的指示，通過老上級高松元的介紹，來到北平國民黨第十一戰區，被任命為司令部參謀處少校參謀，並代理作戰科長，後調任十一戰區天津前進指揮所任作戰參謀。這時，朱建國已和北平軍調部徐冰取得聯繫，他與王嘯 (當時任十一戰區參謀處中校參謀)、石淳、袁澤編為一個情報小組，由馬次青直接領導。在此期間，朱建國將十一戰區的作戰計畫、戰鬥序列、兵力部署、調動及“北平城防兵力配備火力網圖、天津警備區域劃分及軍事位置圖”等重要情報，轉送地下黨組織。1947年，在正太、青倉、保北戰役期間，朱建國及時提供了國軍的兵力部署及狀態，並在清風店戰役之前，將保定綏靖公署的“清風店作戰計畫”送出，對戰役取得勝利起到重要作用。朱建國的出色工作，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贊許，中央情報部曾通過地下黨組織致電嘉獎。
　　在此案中，與朱建國同時被捕的共方情報人員石淳，在此案案發後，機智地送出情報，使有關地下工作人員及時撤出，倖免於難。石淳是河北省昌平縣沙河鎮人，生於1918年，沙河鄉村師範畢業後任小學教師。抗戰爆發後，石淳懷著抗日救國的願望考人了國民黨軍官學校6分校15期，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中任下級軍官。在重慶，他目睹了國民黨上層官員紙醉金迷、貪污腐敗的現狀，思想上十分苦悶，感到自己抗日救國的願望無法實現，決定跳出泥坑，投奔共產黨。當時，他曾多次給新華時報寫信聯繫，但均末達到目的。抗戰勝利後，石淳隨十一戰區長官部前進指揮所飛抵北平，任該戰區參謀處少校情報參謀。當他看到蔣介石積極準備打內戰、接收官員到北平後到處發 “劫收”財時，心中極為憤恨。當時，石淳與地下情報人員陳斌(亦在十一戰區參謀處任職)同居一室，交往甚密，無話不談，經常流露出棄暗投明的願望。陳斌將毛 的《論聯合政府》等進步書籍介紹給石淳閱讀，並試探與考察其言行，石淳向陳訴說了自己多年來尋找共產黨的經歷堅定地表示:“找不到共產黨，寧願開小差回家當小學教員，也不替蔣介石打內戰賣命”。陳斌見其態度堅決，便將他引薦給北平軍調部的徐冰。徐冰對石淳介紹了情報工作的重要作用，並告誡他接受這個任務需要冒很大風險，希望他再認真考慮考慮。石淳當即表示:“我渴望找到共產黨已經好久了。既願意幹，就不怕，我堅決接受您交給的任務!”從此，石淳就被發展為共黨的地下情報員，與朱建國等人編為一個情報小組，開始了革命的生涯。他先後為黨組織提供了國民黨內極為機密的《剿匪手本》及其他大量重要情報。
　　趙良璋，是“共黨諜報案”被捕者中最年輕的一位，犧牲時年僅26歲。他是江蘇省六合縣人，生於1922年。1939年考人國民黨空軍軍士學校第2期。畢業後，分配到國民黨空軍十一大隊任飛行員、參謀等職。在軍士學校期間，趙良璋對教官隨意打罵學員、關禁閉等野蠻行為十分憤慨，對校方推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的教育極為不滿。在現實面前，趙良璋心灰意冷，他感到自己走錯了路，後悔不該進這所學校。當時，趙良璋與同學朱壁譜、朱鐵華 (後均成為地下黨員)等人志趣相投，經常在一起閱讀進步書籍，談論前途和理想。現實生活的教育和進步書刊的影響，使他們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人民的代表，才是真正抗日的，因而在思想上逐步發生變化，由對現實的不滿轉為開始認真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趙良璋曾對朱壁譜表示:如果畢業後要我參加抗日戰爭，我可以流血捐軀。但要我參加內戰打共產黨，我就駕著飛機投向革命。空軍軍士學校畢業後，趙良璋當上了國民黨空軍的駕駛員，當時，飛行員的地位很特殊，號稱 “天之驕子”。只要肯隨波逐流，可以倒賣金條，出賣經濟情報，替達官貴人、富商巨賈運送貴重物資，便能撈取大量金錢。可是趙良璋卻不願同流合污，他一心沉醉於歌曲創作。當時他與海燕 (薛介民)合作，在桂林出版的《新音樂》月刊和 《大眾歌曲選》中，陸續發表了 《我們親近了春天》、《綠》、《囚徒之歌》、《我們的隊伍在行進中》、《假如我為了真理而犧牲》等充滿戰鬥激情的抗戰歌曲。抗戰勝利後，趙良璋下決心尋找出路，脫離國民黨去延安參加革命。他以回故鄉探親為名，變賣了自己的衣物，秘密來到重慶的中共辦事處，薛子正熱情接待了他。當他說明自己的身份和來意後，薛子正誠懇地勸導他說:參加革命的機會很多，不一定非要去延安。希望他繼續留在國民黨空軍工作，安心等待，並可以隨時把有關情報轉送出來。趙良璋接受了薛子正的意見，當即寫出了兩萬多字的《國民黨空軍概況》的材料。然後仍返回國民黨彭山縣機場繼續工作。 1946年初，國民黨在北平成立空軍第二軍區司令部，趙良璋奉命調任司令部情報科中尉參謀。趙良璋到北平後，經朱壁譜介紹，與北平軍調部的馬次青接上關係，被發展為共黨的地下情報員，由馬次青直接領導，主要收集有關空軍行動的情報。趙良璋接受任務後，心情非常激動，他堅定地表示:我敢做就敢當，我相信我走的道路是正確的，我能把自己的理想變成行動，只有感到愉快和高興。趙良障便成為一名共黨領導下的情報戰士，1947年2月，馬次青來到趙良璋家中，通知他黨組織批准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工作更加積極努力，期間曾先後將北平轄區的空軍兵力部署、番號、人員素質、飛機種類、數量等文字材料和圖表轉送黨組織。這些機密情報為華北戰場共軍奪取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謝士炎等人相繼被捕後，與北平秘密電臺被捕的人一起關押在北平特務機關的監獄裡。後又被押上了一架美式C-47軍用運輸機，解往南京。到南京後，囚車把他們送到寧海路19號。12月25日，國民黨又將謝士炎等人轉移到國民黨軍法局羊皮巷監獄。謝士炎、丁行、朱建國、趙良璋、石淳、余心清等人在羊皮巷監獄裡被關押了5個多月，在這難熬的日子裡，他們堅強地與國民黨進行鬥爭。他們被押到監獄辦公室，國民黨軍法局的法官方炎，宣讀了 “判決書”，聲稱5人為 “共黨間諜”， “以洩露軍機、顛覆政府”的罪名，“應執行極刑，立即槍決”。聽完判決，謝士炎高聲說:"共產黨是殺不完的。殺死我們幾個，擋不住蔣介石國民黨的垮臺。我們死了，會有全國老百姓為我們復仇!我們為老百姓犧牲是最光榮的!國民黨完蛋的日子不遠了!一番話義正辭嚴，氣吞山河，說得法官方炎目瞪口呆，臉色煞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1948年9月19日晨，天空一片昏暗，大約7時許，謝士炎、丁行、朱建國、石淳、趙良璋被押到監獄菜園邊的一片荒地上。臨刑前，一個執刑的劊子手高聲喝道:跪下!趙良璋轉身回頭，怒目圓睜，狠狠啐了他一口，厲聲罵道:“混蛋東西!要我們跪下，沒那麼容易!”謝士炎高聲冷笑，堅定地說:“我們從來沒有跪過，死，也要站著死!”接著，5位堅強戰士奮力舉起手臂齊聲高呼:“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新中國萬歲!”悲壯的口號聲，像火山爆發，又像夏日的驚雷，久久迴蕩在監獄上空，槍聲響起，5位地下黨倒在血泊之中，殷紅的鮮血染紅了菜園地上的荒草……

 


 

《掃紅錄——紅樓夢背後的興亡史》

作者: 閑石
　　本書扉頁題：
　　名花珍異惜如珠，滿地飄殘胡不掃？
　　——吳偉業
　　以下是序言：
　　人云“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男不看西遊，女不看紅樓”。我青少年時代癡迷於《三國演義》之忠義肝膽、叱吒風雲。三十歲之後才開始讀《紅樓夢》，是有感於世事變幻無常，人的一生終究值得珍貴的東西只有自己的節操。
　　當第一回中瘋癲的道人唱完“好了歌”，甄士隱此時已是心如看客，笑著和唱道“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第二回賈雨村在荒郊野外見破廟與老僧，對聯上寫著：“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第五回《紅樓夢曲》終以“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結尾……裡面的人生百味，非一定閱歷難以體會。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小說裡面有一句詩“月浦空餘禾黍香”。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這不是包含有名的典故“禾黍之悲”嗎？難怪我讀小說總覺得裡面流露一種興亡之感！大者如國家興亡，小者如人生悲歡。我想，只有在國運興衰中，人的命運才顯得特別坎坷無常吧。
　　以後我就留心小說所自然流露的時代背景等東西，尤其注意是否隱藏什麼歷史事件。多年來我對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釵判詞回味的比較多，自然有所領悟。
　　有一次我偶然發現一處有意思的證據，就是在寶蟾這個人物的陪襯下，夏金桂“桂花夏（諧音‘下’）家”只可能指“吳（剛）家”。我在想作者是不是有意將夏金桂影射為吳三桂呢？進一步研究的結果是肯定的。因而，我的思維終於打開一個關鍵性的缺口，而且覺得有必要對小說全文進行通篇再認識。至於把大家早已指出的“耶律雄奴”、“林四娘”等題材聯繫起來，整部小說的寫作背景就更好解釋了。
　　經過幾年努力，終於寫成本書。文史本非我的專業，我從事某專業技術多年，只是一位普通的文史業餘愛好者。所以，著手撰寫本書的初衷只是因為我認為當初確有特殊發現，而且企圖嘗試將我技術專業的思維模式試著運用到人文研究領域中來。
　　本書內容將鄙陋之至，自然無復多言，所以還誠望讀者能看到書中的閃光點。我相信因為某些偶然發現，而翻開了《紅樓夢》研究新的一章。另外本書還挖掘出一些比較少見的史料，讓人以別致的角度來解讀明清興替的歷史。所以我覺得即使讀者不贊同本書對小說的解讀也沒關係，盡可當成一本另類史書來閱讀也不無趣味。
　　閑石 謹識于湖南長沙

導言
　　詩曰：
　　千年冤魄化為禽，永逐悲風叫遠林。愁血滴花春豔死，月明飄浪冷光沉。凝成紫塞風前淚，驚破紅樓夢裡心。腸斷楚詞歸不得，劍門迢遞蜀江深。
　　此詩並非本書作者杜撰，出自唐·蔡京《詠子規》。這首詩字字滴血，頗合小說《紅樓夢》之味。所以不能保證，小說作者的靈感不是來自這首詩。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也是東方文學史上成就最高的古代小說。世人將其當做一般情節的小說讀是可以的，只可惜少有人能真正讀下去，把小說一字不落讀完。就是研究《紅》的學者與愛好者，讀小說也難免斷章取義。其實問題還是出在小說本身上，不得不承認小說本身存在線索支離破碎、隱言暗語太多的問題。
　　因為這部小說的事件背景實際上是以1644年甲申國變為核心時間點，既批1644年前中國的某些傳統制度阻礙社會發展，又批1644年後外族侵略者的野蠻行徑。這是一部把國家興亡假託在一個家族身上的隱喻式小說。它深受明末啟蒙思想的影響，深刻檢討傳統農業意識和君主專制制度，更不能接受一個比傳統農業社會觀念更落後的野蠻民族來統治業已處於前工業社會的中國。作者的小說既是一部啟蒙作品，又是一部反侵略的愛國作品。放在世界文學史上，這種思想性也是一個無以復加的高度。
　　再者，作為一部隱喻式小說，明暗兩條線實際不關聯。為了讓人有可能讀懂小說的暗線，作者不惜使明線變得支離破碎，並加入大量令人一時難以猜透的隱語。所以，小說暗線是主線，明線是作者用來散播作品的工具。這固然是逃脫當時日益桎梏的文網的必要，但是這種寫作手法也呈現出古今中外小說史上獨一無二的特色。
　　第三，小說在文面上也是一部高超的現實主義作品。它賦予各個主要人物複雜的人格，跌宕起伏的互動關係。它成功逃脫中國傳統小說才子佳人、善惡分明、因果報應的慣性思路，寫下了人性與社會最真實的一面。而且小說的文采以及裡面的詩詞都代表東方通俗文學的最高水準。
　　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得失都比較複雜，沒有絕對的壞人，更沒有完人。賈環是可惡之人，其也有可憐之處；鳳姐心機詭詐之人，犯蠢的時候也很多，典型的大愚若智，心狠手辣的同時，也有憐憫施恩的時候；王夫人待人似乎較寬，但是涉及到她的根本利益的時候，也是毫不留情；寶玉就不用說了，二十一回批語說他三大病較中肯；黛玉是小說中一個相對完美的人，但是作者也暗示她“失之于嚴”；作者實際上最想貶低的人是寶釵，但是還是賦予她很多優點——沒有優點的人本身是不可想像的，何況寶釵在現實中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勝利者；即使是薛蟠，他有時候也有傻得可愛之處……對人物性格多重性的表現，表明小說跨越了理想主義色彩，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但是對各種人物多重性的表現，並不妨礙作者在作品中表現出個人的喜惡，這種喜惡決定小說的價值取向。
　　綜上可言，《紅樓夢》可以算得上世界文學史上的翹楚。

導言:（接上）
　　小說中可以找到諸多的證據，可以證明作者是在寫明朝和明末清初的事，但是乍一看缺乏特異性，因為後人可以寫前人的事，沒有時間的限制。乾隆，甚至嘉慶年寫明朝、明末清初的事情理論上不是不可以。
　　小說中說：“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言辭懇切之至。因而，“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其實這句話是提醒讀者一定要深思細察，反覆閱讀，才能讀出小說的原旨。“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首先我找到了一處有意思的證據，就是在寶蟾這個人物的陪襯下，夏金桂“桂花夏（諧音‘下’）家”只可能指“吳（剛）家”，結合其它證據，得以肯定夏金桂是指叛明降清後的吳三桂。因而我們又得出合理推測：作者構思並寫下夏金桂這個人物，時間斷代在1644年甲申國變吳三桂投清之後，1673年吳三桂雲南起兵反清之前。因為夏金桂顯然是一個負面人物，吳三桂作為歷史負面人物登場是在1644年；作者對吳三桂又諱莫如深，讀者很不容易看出作者是在用夏金桂影射吳三桂，可見當時的吳三桂仍是位極人臣、權傾朝野的清朝親王，所以寫作斷代又在吳三桂1673年叛清之前。再看看第二十六回，馮紫英被兔鶻翅膀掃傷面部是影射吳三桂早年萬軍之中英勇救父的故事，可見小說中還藏著另外一個吳三桂。又可發現，香菱的原型是陳圓圓，薛蟠的原型是明朝崇禎皇帝寵妃田貴妃的父親田弘遇，作者開始準備將薛寶釵描畫成田貴妃的，這些推論將在本書中得到較精確的指證。總之，吳三桂、陳圓圓、田弘遇、田貴妃……對這些歷史人物的關注，追溯明末清初的文人，捨吳偉業（梅村）其誰？
　　本書將系統分析小說本身，還原小說的成書過程，破解出小說中作者的系列隱意和重大史實，並初步論證吳偉業乃底本作者的可能性。本書將力求保證證據的可信度，並保證所有的證據脫離小說文本本身不致太遠，且所有的證據相互呼應。讀完本書後，讀者將會真正體會到作者所講的“字字看來皆是血”。本書將比之前任何一部研究《紅樓夢》的著作都更加講求證據，更加貼近文本，更多採用內證，更加注意小說的整體性和證據的系統性。
　　小說的手法是“真事隱”“假語存”。小說已暗示甄士隱百年之後的墓穴將是北邙山，北邙山是何許地方？乃是集中安葬古今帝王將相的名山，這裡已提示隱去的真事就是帝王將相之事。而賈家雖也是公侯，但是身份、規格肯定是配不上北邙山埋葬的那些帝王將相的。所以小說的基本構思就是用望族的興衰之事來影射國家的興亡之事。小說的“家世說”、“自傳說”是不成立的。
　　第十五回鐵檻寺、饅頭庵的名稱來自一句詩“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典出范成大《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家山隨處可行楸，荷鍤攜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烏鳶何厚薄，臨風拊掌菊花秋。”“土饅頭”就是墳墓，“饅頭庵”意味著死亡。“鐵檻寺”“饅頭庵”“不遠”的含義從甲戌批，是說即使再榮華富貴最終也逃脫不了死亡的結局，包含小說中“月盈則虧”“水滿則溢”“繁花覆錦”“烈火烹油”的含義。作者說饅頭庵的來由是饅頭做得好，可見是掩人耳目的筆法，分析小說一定要注意這種筆法。
　　蔡元培先生認為《紅樓夢》小說是“弔明之亡，揭清之失”。我認為應該換數個字，小說乃“弔天下之亡，揭明之失”。小說中大量揭露社會弊端的內容乃是針砭明朝之弊端，並非主要針對清朝；如顧炎武指出清代明是亡天下，不是普通的改朝換代，所以小說作者所弔的是中華之多舛，絕不能簡單地說是明朝的滅亡；至於小說中大量隱現的反清內容是作者弔天下之亡的情緒的必然反映。
　　《紅樓夢》作者稱“字字讀來都是血”，我認為能達到這種境界真不容易啊，內心要多麼大的創痛、多麼堅定的信念才能將這血淚化作這麼一部長篇小說，難道不就是張岱躲在山洞裡忍死偷生寫《石匱書》的精神嗎？多年來，我一直都在逐字分析、細細體味，小說中到底有多少字是真的帶血的。根據我的研究成果來看，大部分字眼確實是帶血的，而且沾血的方式多樣，角度隱蔽，總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由於本人的水準有限，還有少量的文字沒有找到血腥味，我想這可能意味著機會將會留給未來的研究者。

很多索隱者都隱隱感覺到小說是寫明清之交國家興亡的，但作者是誰各種猜測莫衷一是。比如有認為是洪升的，也有認為是石濤的，甚至有人為是崇禎第五皇子朱慈煥的，自1975年臺灣的杜世傑先生提出了吳偉業（梅村）作者說，吳偉業創作小說的可能性也多次受到海內外研究人員的關注。但是上述的研究方法與表述方式是有缺陷的，證據的說服力也遠遠不夠。具體的結論要全面系統地解析小說文本以後才能得出，所以請大家看我一步步解析，我的結論是否可信請大家自行判斷。吳偉業（1609-1672）是一代文壇宗主，多才多藝，文史兩方面功力均非同凡響，在明清之交這個中國文化的新高峰期領袖風騷幾十年，理論上他具備撰寫《紅樓夢》這樣藝術性、思想性兩方面高水準長篇小說的筆力；另外，倘若小說真的隱藏著明清興亡史的脈絡，以“詩史”著稱的吳偉業先生則具備創作小說的動機。不過，以上顯然屬於猜測，讀者有必要在通覽本書的過程中體會證據。
　　閒話少說，真奔主題。話說當年《紅樓》學界有索隱派與考證派之分。考證派後來居上，只因其元勳大將胡適斥索隱派為“猜笨謎”，所以不想當笨人者俱不戰自潰，考證派大獲全勝，一統江湖，穩坐江山幾十年。看來，“只因一句話，勝過百萬兵”絕不是虛妄之說。
　　有些學者對索隱法嗤之以鼻，認為犯了古代文人喜歡用春秋字法來解讀文本、上綱上線的惡習，甚至有“文字獄”之嫌。胡適嘲笑蔡元培搞索隱是在“猜笨謎”。其實這些反索隱派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古人固然喜歡搞春秋“微言大義”這一套，但別忘了小說作者也是古人。他只知道“隱語”、“玄學”，可不知道什麼胡適先生“科學論證”一套。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他要把自己不為當局所容的思想巧妙地潛藏在一部看似普通的文學作品裡面是完全合理的。清朝所謂的“文字獄”也並不是冤獄，這些文人確實潛藏反清之志，滿清當局基本上沒有冤枉他們。我們今天譴責“文字獄”，是因為清朝的統治者對待文人的殘酷，並造成思想禁錮的事實。
　　吳偉業自號“灌隱”，意思是將隱事、隱情灌入到他的文學作品當中。我們儘管當一回索隱者，又何樂而不為？所以我認為索隱應該是讀小說的主要方式，作者就是在小說中埋藏了大量的寶藏等著讀者來索隱。但是索隱並不代表隨意地牽強附會，必須講證據。索隱就是尋找寶藏，小說就是一張藏寶圖——這張圖上的許多暗語就是尋寶路徑，我們必須按照作者的指示一步一步走下去才能找到寶藏，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揣測作者的思路，然後在充足證據上進行破解，整本書儘量按照一個主題思想進行破解。本書的特點就是要用證據來索隱。
　　證據分為硬證據和軟證據，硬證具有排他性，軟證據不具排他性。多重軟證據可以化成硬證據，硬證據和軟證據結合使硬證據更硬，有硬證據的存在也可使軟證據變成硬證據，有一些是鐵證。本書將構成一個證據網。另外還要注意反證據。本書的證據的另一大特點就是自證，就是用小說本身提供的方法來證明小說其它的隱意。
　　本書在主要採用可靠的證據和可信的分析確立小說的大框架的情況下，仍然採用少數屬於推測性的分析供讀者參考，一方面增加本書的可讀性，另一方面在大框架被破解的情況下這些推測比一般性的推測肯定具有更強的合理性。

首先我們要從小說內部找到作者設置那麼多險語、謎語的玄機。
　　第十九回寶玉給黛玉說的“揚州林子洞的小耗子變香玉”的故事，屬於作者告訴讀者猜笨謎的一種方式。即諧音法、會意法。
　　第二十二回大部分的燈謎其實就是詠物詩，稱不上謎語。可見作者一是善於詠物不善製謎，二是醉翁之意不在“謎”，而在於通過謎面與謎底搞劇透，以讓小說的情節顯得更加神秘，勾起讀者的探索欲望。後回薛寶琴新編懷古詩其實也是詠史、感時，作者有傳詩之意，並非真正的讓讀者去猜謎。
　　第五十回、第五十一回的謎語都是一系列“笨謎”，從謎面到謎底都沒妙處，解釋得也很牽強，小說也自稱是“刁鑽古怪的”。所謂的猜謎只是一種掩護，作者仍然是在說世事，而且與上面對寶琴的分析密切相關。（見相關章節具體解釋，具體謎語本人的解讀可以通過書後的“索引”查到）
　　尤其是謎面是十三首七絕的這一組謎語，其中寶琴的十首是懷古詩，作者全部都沒有給謎底。由於前面五則謎語從猜謎的角度來看都設計得非常不合情理，我認為後面沒給謎底的謎語都沒有猜測謎底的必要。而且，小說哪裡是讓大家猜謎語？明明都是借謎說事，用謎語來掩蓋作者歌詠敏感事件的根本目的。寶琴的懷古詩，小說中也講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其實已經告訴大家不要作謎猜。
　　據我分析，這十三首詩全部都是說的明末清初的人物和事件，有些人物還相當隱僻，出人意料。但是正是這些隱僻的人物在小說中的浮現是證明小說的作者乃吳偉業的鐵證——吳偉業的詩歌和《綏寇紀略》記錄了一系列獨特的史料，反映了他獨一無二的觀察當時歷史的角度，也反映了他獨特的人生經歷。這些在這一組詩乃至整部小說都得到充分反映。
　　解這組詩，要解得自然，解得透徹，原則上是每首詩的每個字都要得解，尤其是一些特殊字眼，一定要挖出作者使用的目的。看罷我的分析，相信讀者都會心服口服。其實我也感歎作者神匠一般的筆力，將事主的名姓居然以這樣隱藏進去！
　　關於十首懷古詩中的後兩首不見於信史，大觀園內出現爭論，李紈的發言是：
　　況且他原是到過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跡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單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生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自古來有些名望的人，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跡更多。如今這兩首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簽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牡丹》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只管留著。
　　這一段言論坐證作者是在穿鑿史實，借題發揮。“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證明十首懷古詩包括前面三首詩都不是真正意義的謎語，勸讀者不要往謎語上猜。而要往“敬愛上”去猜，也就是往大家尊敬的人物，或者心愛的人物上去猜。
　　第五回賈寶玉進入太虛幻境以後，主要看了金陵十二釵的判詞，聽了紅樓夢十二曲子。一般人相信，整部小說的靈魂正濃縮在此。數百年來，人們對判詞的解讀、爭論、疑惑都很多，但是公認這裡是最關鍵。總的來說，對判詞的解讀都浮於表像，而且一直被“曹雪芹自傳說”所困頓，所以明知山上有金礦，就是沒挖對坑。
　　我們再回顧一下前文很關鍵的兩點提示。
　　凡例中“……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則一併使其泯滅也。”是說作者要給金陵十二釵立傳，所以寫了這本書。
　　第二回，賈雨村說“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實際上是說賈家的十二釵本來在現實中都是男兒。
　　綜合起來，就是作者要給一群男人立傳。立什麼傳呢？當然是寫史，某某某列傳！誰能上史書上的列傳？當然是帝王將相！
　　所以，小說的內容就是“帝王本紀”加“名臣名將列傳”。明末清初諸如吳偉業等人，以詩傳史，以劇隱史，諱莫如深；這裡作者以小說傳史，隱含更深。
　　十二判詞連帶十二支曲子確實難以捉摸，但我相信作者的玄機在於列舉諸公之事為其次，因為小說正文還有大量的空間可以列舉其事；在裡面暗含諸公的姓名倒是一件要緊的事，否則讀者再沒有機會去猜測他們的姓名以坐證其是。我們將踏上一次“猜笨謎”之旅。
　　善於用女性題材來寄託興亡之感是吳偉業詩歌的一大特色，上至皇貴妃、公主，下至自己的情人、女藝人、妓女等都是他的寫作題材。他筆下田貴妃、長平公主、卞玉京、陳圓圓、冬兒、楚雲等等的故事背後都是重大的歷史事件。寫女性就要涉及到“西昆體”、“香奩體”等風格，錢謙益對吳偉業豔體詩的評價如“頃讀梅村宮詹豔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懷惻愴，於歌禾賦麥之時，為題柳看花之句”，其中“歌禾賦麥”就是指亡國之恨。

我們要注意小說中反覆玩文字遊戲，大概稍好一點的文學作者都不會在自己作品當中玩無聊的文字遊戲，凡是涉及文字遊戲必有所指，《紅樓夢》當尤其如此。可惜至今鮮有結合小說的主題深研其中的含意者。
　　小說中射覆的途徑相當古怪曲折，幾乎沒有什麼道理和規則可言，所以在現實中不可能真的會有人射中。尤其是用“窗”字射“塒”字，完全靠作者自我曲解。這裡只能說明，小說中的一切遊戲都不過是掩飾作者情感寄託的一種幌子，謎語也好，牌令、酒令也好，還是射覆，答案都是作者自己說了算，有答案的要從“面”到“底”解析作者的情感寄託，而不是去問答案為什麼是這樣。如果沒有答案的，可能真的沒有答案，作者的寄託只限於“面”上。作者在小說中玩這一類遊戲，都是擅長引經據典，我們只要找準典故或者詩句等的出處，其實不難發現作者的情感所在。
　　小說常常在一些傷感的情景中，說話的人反而笑著說。大概如八大山人的“笑之”、“哭之”是分不清的，“哭”和“笑”兩個字寫草一點是不太容易分清楚的。在小說中，以笑代哭，情如八大山人。
　　小說裡面很多玄機，是用突兀的、怪異的或者誇張的筆調表現出來的，我稱為“險文”，請讀者特別注意。
　　第八回賈寶玉與薛寶釵正在比通靈的時候，林黛玉來了。這一段作為寫小說，是情節上的正文。林黛玉愛吃醋，心裡多丘壑，但是實際上內心沒有薛寶釵複雜。林黛玉胸中的丘壑，其實就是作者胸中的丘壑，作者的丘壑比起林妹妹來不知道要大多少，才能寫成這樣一部小說。
　　既然索隱，其中肯定就存在著與現實的影射關係。這個研究起來難度大，歷來索隱派的成果缺乏說服力正在此處。我覺得從判詞、詩謎和一些險語中直接解出所影射物件的人名，是一種可以嘗試的辦法。
　　小說之寫成，是將各種史實破碎化、意象化、感情化後重組成小說化的情節的。
　　我們不能機械地看待小說中的影射關係，作者當然要影射一部分的典型人和事來反映明末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和軍事矛盾，但這種影射經過作者藝術化的再組合已融入成為小說的一部分。力圖讓讀者把這本書看成一本小說，然後又能從小說中還原部分史實是作者的寫作初衷。這種手法的意義本身值得商榷，解讀復原的難度很高，而且這也可能是導致小說變得碎片化的重要原因。然而，無論是在君權至上、政治爭鬥高度複雜的明朝，還是在文網森嚴、異族統治桎梏高壓的清朝，作者都不至於會露骨地宣稱自己的作品是在議論朝政。在不想被抓住辮子的同時，如果作者在寫作的初衷完全不能被讀者所理解，那也是作者的悲哀、作品的失敗。為此，作者只有用以下方法來破解這一難題：第一，是豁出去了，比如芳官改名的一節，直接犯忌，但又最後收一收、頓一頓，稍微給自己留下點餘地；第二，用誇張、不合理的筆調引起讀者的注意；第三，用傳統的方法，把隱筆藏在詩詞、燈謎、酒令等文字遊戲裡面。
　　所以小說中直接出現的天子始終以一位至孝純仁的聖君示人，這只是一種虛像。真正的天子藏在大觀園裡面，還不止一個，很多皇帝可以附于不同人物的身上同台表演，這就是小說。
　　作者用明朝中後期的一些政治和社會素材重構了一個小說式的框架，但是所要反映的思想就是對社會的墮落、國家的崩塌進行批判和反思，這些思想是通過這些素材來折射的，小說化的處理並沒有破壞這些素材原本的意義。
　　所以，小說中有遠早於崇禎的嘉靖、甚至老祖宗洪武爺親自登場，並和很晚的史實發生交互穿插，從小說的角度來說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每一個被作者安排出場的人，都是緊緊纏繞著小說的主題思想和作者的靈魂深處的。我們必須從作者的立場和歷史到底發生了什麼兩個方面著手去理解小說，以重新梳理小說原本的脈絡。
　　小說的寫作明顯的經過了三個階段，我的初步斷代是：1638-1645年（早本）；1655年-1658年（中期本）；1662-1667年（定本）。前後跨越三十年滄海桑田的巨變。
　　小說的內容分為三個基本體系，相互干擾小。第一個是鳳姐系統（含平兒、賈璉、賈赦、王夫人等），和風月關係大，發生地點在（北方）某大戶人家，秦可卿系統是其衍生的支系統；第二個是賈寶玉系統（主要包括他房裡的那些人），發生地點在絳雲軒，後改稱怡紅院，挪進大觀園中；第三個是林薛、四春系統，發生地點是大觀園（實際上作者已回到南方家鄉，一切地理特徵歸於南方），主要形式是吟詩與遊戲，也包括賈林薛三者的鬥爭，薛寶琴、邢岫煙等是本系統後期的支系統。後二者通過賈、林、薛的交往而交叉，是作者後面確立的小說主要骨架；第一二個系統略微交叉，是作者為了保持全書的統一性做了少量技術性榫接；第一三系統幾乎不交叉。顯然，三個體系與寫作的三個階段密不可分。

索隱者有強烈的直覺，感到小說在影射明清交替的歷史。但是過去他們往往把視野至多上推至南明史，後來發現小說中還是有大量內容難解，或者解釋得非常牽強。當我們論證出吳偉業創作了小說底本這個結論時，應該意識到要把視野放得更寬一點。小說中賈寶玉在茗煙的唆使下忘情閱讀稗史小說和一些劇本，很可能是吳偉業早年某個生活片段的寫照。成年以後的吳偉業進入朝廷為官，面對激烈的黨爭，他可能產生了寫一本模仿《金瓶梅》的寓言式小說的寫作意圖。所以他起意撰寫小說的最開始的動機就是寫崇禎朝的軍政大事。至於後來幾經大幅修改，那是世道變遷所致。
　　文法與詩學才是研究小說作者的重要依據，因為文法與詩學猶如一個人的嗓音是具有高度特異性的，所謂“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原理是可以用於小說作者研究的。任何研究所推測出來的作者如果在文法與詩學上不相符合，那這個結果是不足採信的；相反，如果明、清兩代中的某位文人在文法與詩學上與小說高度吻合，那僅憑這一點就幾乎可以鎖定作者。要知為什麼具有高度特異性，須得閱讀本書的正文，尤其是第76章“尋香一路到梅村”。
　　陳寅恪撰《柳如是別傳》幾乎也全是從錢謙益、柳如是、陳子龍等人的詩句裡面尋找痕跡，還原一段隱秘的歷史。本書的研究角度雖並不與此完全相同，但以小說詩詞為重點尋找蛛絲馬跡也算是有點形似。
　　找到小說底本的作者相對容易一點，其實透解小說最大的難度就是要理解吳偉業寫作中跳躍式、發散式的思維與散漫的敘事風格。當找到了大量的證據表明梅村的作品中廣泛存在這種風格，我們就不難理解小說影射歷史的方式是飄忽不定，而且有些人或事所影射的物件很難首尾一貫。
　　因為作者寫小說有傳詩之意，所以本書多處從小說內嵌之詩、吳偉業之詩或其他人之詩來解讀小說，更有本人拙擬的古風一章，以助雅興，並通貫本書寫作線索。所以本書又名《紅樓夢詩傳》。
　　而立足於小說內容，以文本內容為主要證據，自證為主，將小說前後貫通作完全性解讀。從方法上本書又別開生面，所以書名曾經打算擬為《紅樓夢內證研究》。書名定為《掃紅錄》者，正是蘊含通掃全書，以形成完整的內證體系之意。
　　以經我琢磨後的結論，小說的內容不啻可用明清興替間所發生的一系列史實來貫通。我撰寫此書想告訴讀者的，是小說作者使用一擊兩鳴、絳樹二歌的手法，暗中隱含一部江山更替的歷史，所以擬副書名為“《紅樓夢》背後的興亡史”，這是本書寫作的主線索。
　　觀察明清興替的歷史，吳偉業站在最佳角度，他先後出仕崇禎、弘光、順治三朝，並長期擔任史官，又對時局始終保持著莫大的關注。他不僅是一位被稱為“詩史”的詩人，而且他的的確確撰寫了系列重要的史乘，是名副其實的歷史學家。我們將在附篇“吳偉業小傳”中流覽他特殊的一生，以及他重要的文史成就。“小說的原創者是吳偉業”與“小說的主要內容是寫興亡史”是可以互證的兩個方面。
　　下表總結了本書的主要索隱成就：
　　表格 1小說主要人物在不同版本中的影射對象或象徵意義一覽表
　　（表格要到博客才能看清楚）
　　表格中有諸多不能確定的點，很大程度是因為受到後世改動對小說原作的干擾，也有筆者認識水準的原因，原作者自己的原因（如一些人物在較晚的版本中消失），後三十回佚失的原因等等。
　　需要解釋下這個問題：同一作者為什麼會在同一作品中賦予某些人物前後那麼大變化的象徵意義？我以為，這正體現了明清易代的過程中翻天覆地的變化，變化之莫測往往出乎絕大多數人的意料。比如：弘光朝滅亡之快出乎世人的意料；當弘光朝滅亡，世人又以為事情會很快結束了，誰又料到後面出現多次反清高潮？江西、廣東、山西等省的反正與鄭成功、李定國等英雄人物登上歷史舞臺，都絕非預定的劇本。所以，往往新的形勢會令作者原有本子裡面所藏的內容意義大大沖淡；何況，年代跨越幾十年，每個人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註定會在不斷淡忘過去中產生新的際遇……種種原因都會促使作者產生新的創作欲望，在不捨棄原作的心態的基礎上唯有不斷改動原作，以謀求作品具有更大的時空縱深與更高的歷史定位。
　　以賈寶玉為例，在早本中小說著重刻畫他的尊嚴和正統，儼然就是象徵著皇權；中期本的他則是一個成天到處廝混，甚至到處播“淫”的公子少爺，此時的他又同林黛玉發生著朦朧的感情；晚期本則是一個參與在大觀園吟詩作賦、猜謎鬥牌的配角，既不荒也不淫，連與黛玉的感情都似乎不太提及了。連男主角前後變化之大都到了如此程度！
　　小說是一種文學藝術形式，在創作過程中作者根據表現需要有對既有材料自由剪裁加工的權力，主要目的是要達到最大的藝術感染力。就像《三國》、《水滸》、《西遊》等長篇小說都有其本，但是藝術加工的程度又各不相同，以《三國演義》最接近史實。但是我們知道《三國演義》為了渲染的需要大幅度加工了史書《三國志》，所以《三國演義》的感染力與影響力比《三國志》大得多，《紅樓夢》的作者在創作時不會不注意到這一現象。顯然忠於史實並不是小說創作的必要原則；一成不變、呆板機械、生搬硬套更不是一部優秀小說的風格。所以我們要理解《紅樓夢》在影射史實與人物的時候，一不會犧牲小說的文學藝術性，二不會脫離早就設計好了的中心思想。在這兩個前提得到保證的情況下，小說才儘量勾勒史實，而且儘量把小說中的人物與史實人物對應起來；如果為了表現方便，或者為了躲避當局的審查，作者也可以讓小說中的人物映射的物件發生各種變化，前後變化、一人影射兩人、兩人影射一人等等各種情況都會出現。本書將拿出有力的證據，並進行系統性論述，以破解這些複雜的情況，敬請讀者拭目以待。
　　在解讀全書的過程中還發現一個問題，即在小說寫作的第一階段，出場的人物所影射的對象是非常含混的。大概此時為明末，作者的諷刺與批判以意象寫照手法為主，針對人的情況並不多。在中期本反映南明的人和事的時候，影射對應的痕跡最明顯，而且中期本所新增的內容是小說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

今存本小說僅見八十回，在原本中實際上可能相當於七十八回，加上小說批語提示的後面還有三十回，小說全本應該是一百零八回本。由於這樣大容量的內容闕如，本書不可能根據小說內容能夠完整復原明清興亡史。所以有些內容可能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片段，有一些則根本找不到。這種遺憾有望根據本書循史探源的思路建立新的探佚學路徑予以部分解決。
　　至於本書中有些拆字、猜人名等文字遊戲屬於本人臆測管窺：一方面給讀者提供一種思路，因為小說中藏著系列文字遊戲是肯定的，只是我不一定猜對了；另一方面增強本書的趣味性，博君一笑耳。但這些內容並不影響本書解讀小說主線索的可靠性，相信讀者閱讀時可以甄別。
　　關於小說抄本的版本問題，不妨提醒一下讀者，如“甲戌本”並不代表該本抄寫時間在甲戌年；“庚辰本”之類的本子也是收藏者經過多年通過多種管道積累的大雜燴本子（抄配本）；“蒙府本”並無確定證據為某蒙古親王所藏；甲戌年之類的年份在六十年一循環的甲子紀年法中並不特指某一確定年份，具體是哪一年需要有其它佐證。所以現今能見到的各個本子基本上都已說不清來由了，根據筆者判斷，大多數是清乾隆之後的抄本，抄成的時間可能晚于程偉元的印刷本，但是部分章回根據年代久遠的原作者殘稿或早期抄本抄配成，從原稿本（1667年左右成稿）到今存抄本（多在1820年左右抄配成，最晚可能至清末）的時間跨度可能在一百五十年左右，部分達到兩百年以上。
　　筆者根據小說創作的歷史背景，有感而發，創古風一首，題名《落紅歎》，寓一代興亡於其中；並將此詩分解，以每句依次為本書的章目名。詩曰：
　　大荒末景彌煙塵，故明風流憶紛紛。峨冠臨江傷春暮，江上晚晴照亂雲。十里春風桃葉渡，百年弦歌王謝門。武安府第入新婦，依稀江南採蓮人。妙曼綠珠迷金谷，酲醉紅顏擁王孫。鏡中幻影鑒風月，夢裡妖嬈辨假真。玉光徘徊帝京樓，一輪滿月照石頭。鐘山王氣紫雲聚，飄向燕趙黯然收。多事只為多情故，悔叫男兒覓封侯。飛檄連傳漁陽鼓，羌笛新譜玉門秋。吹折楊柳舞黃沙，寂寂蟾宮飛寒鴉。繁花盛處中華地，風掃亂紅墮天涯。龍蛇纏鬥三山墜，虎兕相逢九鼎沉。春水瀟瀟斑竹淚，灑向煤山見血痕。吳家本在桂下住，為索紅顏直滅陳。
　　南朝多少歌舞台，如今落寞惹塵埃。蟬哀兔走魚在罟，堂前燕雀自憐才。翠櫳揚州春夢斷，一江檣帆采石開。積糧有術袁公路，渡江無策孫伯符。潮漲潮落田橫島，野火燒盡水仙槁。海市買魚失鮫綃，瑤台借種配金貂。生子當如孫仲謀，直許周郎帶吳鉤。千帆過海破鐵鎖，欲取江東八十州。君侯喜展豫章卷，旗鼓重振越王樓。君不見，千古不絕瀟湘水，流到巴陵已到頭。嶺上梅花空泣血，羊城叢骨皆首丘。芙蓉開在琴川上，西望桂林霜橫秋。龍城飛將出滇黔，馬革裹屍不得還。白門空負黃龍誓，黑潮浪卷下臺灣。望門投止飲咒水，杜鵑啼血昆明弦。
　　神州鐘秀歸瀚海，百代衣冠一朝改。鐵嶺望高蒼隼旋，雪原闃寂蠅成醢。劍履上殿皇阿父，割鮮渴飲橐駝奶。五臺山門昨夜開，房星墜落下蓮台。北風吹折江南草，離人恨重柳枝裁。可憐父老哭茂陵，身在禪門心在明。三生石上舊精魂，桃葉桃枝總離分。桃花逐水欲何往？尋香一路到梅村。梅魂寫就春秋筆，滄海明月懸詩心。閱江樓臺弔西風，故國回首亂石中。此恨綿綿向誰訴，神游西山問石公。孤舟江海從此逝，古原星野問仙蹤。噫籲戲！烽火江山苦尋主，北邙蕭瑟塋頭樹。血海漂杵成往事，金甌殘缺尚可補。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終難恕！
　　讀者一定覺得本詩所述內容與小說表面的情節有較大差距。清朝的戚蓼生及部分點評者早就指出小說一擊兩鳴、一喉二歌的寫作特色，而這種差異可能正是作者這種寫作意圖的反映。
　　《落紅歎》共90句，所以本書共分90章，分列上、中、下三編。上編講述小說總的寫作背景和所反映的明末政治軍事紛爭；中編敘述小說與南明史的關聯；下編敘述遺民眼中的清初統治及搜集、分析吳偉業撰寫小說底本的主要證據。